处世之道及其行为方式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个性的重要表征。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处世性格，这种性格由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特定的文化传统所铸就，反过来深刻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而强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性。本文试对其特点作一初步分析。 一 重德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指作为客观的思想行为准则的伦理规范），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的、为我的规范）。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老子亦言：“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进而“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作为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儒家主张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提倡的“修道积德”，都是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 在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德性文化”范式的制约与影响下，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二个层面： （一）处世做人，贵在有德 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孟子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注：《孟子·尽心上》。）荀子说：“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注：《荀子·不苟》。）陆九渊说：“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这些都是讲做人贵在有德的道理。这个道理不仅为历代文化精英们所再三强调，而且为普通中国人所认同，好好做人的意识因而深入中国人的血脉。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做人之德上，古人有“九德”、“三达德”、“五伦十教”、“四维七体”、“六德”、“八德”等多种说法（注：如《尚书·皋陶谟》概括人的“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孟子有“五伦十教”之说，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大义妇顺，朋友有信”。管子提出“四维”为“礼、义、廉、耻”。）。其主要范畴有“仁爱孝悌”、“谦和有礼”、“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精忠爱国”、“克己奉公”、“重义轻利”、“言行一致”、“知恩图报”、“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与基础的处世观念，无疑渗透了重德主义精神。 （二）与人交往，以德待人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不仅表现为突出“做人”之德，而且在于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贵在以德待人。其具体表现为： 1.宽厚待人 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明代吕坤称宽容为“处人第一法”。与吕坤相先后的归终居士也着意强调“士君子涉世当求一宽字”（注：归终居士：《意气谱——反菜根谭》。）。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注：《论语·子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己所能病人，不以人所不能愧人”（注：《礼记·表记》。）；“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注：洪应明：《菜根谭·概论》。）；等等。“大著肚皮容物”待人，自然能得人心，这就是“宽则得众”的含义所在。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一思想由孔子最早提出。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著名命题。吕坤《呻吟语》更宣称：“肯替别人想，是天下第一等学问。”这种被称为“恕道”的待人之德，其要点在于“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德性。 3.让 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处世让一步为高”（注：洪应明：《菜根谭·概论》。）。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 4.以诚相见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古人认为：诚的功效有二，首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其次，以“实言实行实心”待人，“无不孚人之理”（注：吕坤：《呻吟语·务实》。）。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 5.守信用，重然诺 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一言百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6.有恩必报与“施恩不求报” 在人际交往中，多有施惠与受惠的情形，中国人将受惠后必加报偿作为一种道德铁则。早在《诗经》中便有“无德不报”之说；《史记·范雎传》亦曰：“一饭之德必偿”。这种报偿不能是一对一的，而应是“报大于施”，诚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受惠而不报偿，便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为众人所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报恩观念一方面强调“负恩必须酬”，另一方面则要求施者不求报，所谓“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施恩慎勿色”，“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此处所表现的，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对道德行为的褒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