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法 K203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吴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从自然环境、风俗民情、生产经济、科技教育、学术文艺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对其产生发展及其个性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但广义的吴文化与传统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则鲜有论及。我以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论题，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与理解吴文化的新视角。 一.吴文化的政治历史背景 以地域论，吴文化属于长江文化。但与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在背景上并不相同。那两支文化均是有独自源头的南方文化，与北方黄河流域的周文化不是一个系统。而吴文化则不然，它源于历史记载的“太伯奔吴”事件。一方面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在他的身上自然具有周文化的血统。但另一方面，“太伯奔荆蛮，断发文身”，“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1]，体现了入境从俗，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吴文化这一历史源头的重要性，它说明了其一开始便是以当时南北文化复合的面自登上历史舞台。这不仅与巴蜀、荆楚不一样，同时也与周文化拉开了距离。我们尤须重视的是：“太伯奔吴”并非依赖当时较先进的周文化通过政治与军事的征服手段以建立政权，而是采取了文化融合的途径，取得荆蛮“义之”而归顺、拥戴的结果。这种文化上的含摄、包容性在后来吴文化长期发展中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对“太伯奔吴”这一史实本身，先秦、两汉各种重要典籍，均一致肯定，并无异词，《史记》还明确记载了太伯以下至寿梦的传承世系。这些均为历史学者所遵信。至清代才有人产生怀疑，近代由于疑古风气大盛，更加深了对先秦古史的疑问，“太伯奔吴”亦在所不免。但经专家研究，还是认为质疑的论证尚不足以否定这一史实。我个人也认为：“太伯奔吴”说，在未得到坚实有力的反面证据时，不容轻易否定。不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却有必要稍作探讨，因为这与本文的内容有一定关联。传统的说法是：“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于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2]。也就是所谓“让国”说。这仅是先秦儒家的“版本”。但儒家由于其“法先王”和“礼治主义”这一套政治哲学的需要，常常美化、文饰甚至不惜篡改古史，这已为不少史料所证实。如儒家盛传的尧、舜、禹禅让，在其他学派如《庄子》中则有不同的记载，《汲冢书》中说法更不一样。现代学者对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研究也确证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政治斗争，绝非“礼让”的结果，这在世界各地古代民族中均是如此。那么，我们再来看太伯“让国”，就不能不有所怀疑了。首先“让”的前提是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的缘故，这是现代观念所无法接受的。也就是说出了一个天生圣人——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为了把王位传承给他，必须由季历来当二传手，因此身为长子的太伯只好“让位”了。这种天生圣人的论调只能在儒家的经典中被视为正常并不容置疑，其实是根本不值一驳的。再看“让”的具体情况，先秦、两汉的典籍说法不一，即如孔子所称述的“三让”，在《论衡》中，是太伯让季历，而在《韩诗外传》中则是季历让太伯，《史记正义》对此又罗列不同说法，有一种竟是认为这是太伯三次非礼的表现“太王病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这就并不美好了。最为不同的意见是：“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是以不嗣”[3]。这是说太伯违背了周太王的意愿，所以失去了继承权。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持此意见。对所谓“三让”，其实唐代刘知几即已置疑，他认为“太伯、申生，事如一体”，而《论语》所称颂的“太伯可谓至德”是“谬为其誉”[4]。在纷坛众说之中，我们揆之常理，当然难以接受那种避让“圣子昌”的神话。我倾向于有些当代学者的观点，太伯奔吴乃是周室内部政治斗争所促成，最大可能是太伯由于在斗争中失败而失去元子身份被迫逃离的。因为嫡长继承的宗法制是周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特别意外事故发生，周人是不会“自坏教门”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合乎情理的猜度而已。司马迁号为良史，他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了两个让国的故事，一是“太伯让季历”，另一是“季札让诸樊”，两者的情况，于儒家理论上是完全对立的。前者长子让次子，后者则是次子让长子。如果太伯体察父意让位于季历是合理的，那么季札违背父意不肯继位则不妥当；如果季历体察父意接受太伯之让是合理的，则诸樊违背父意接受王位又显不妥了。司马迁曾对两次让国均作了颂扬，但我颇怀疑于此使用了曲笔。实际上是两者必有其一不妥。而季札于古为近，太史公记述特详，自然他的砝码是押在季札一边。不过，他这种近乎玩笑的记述使儒家学者大伤脑筋，想方设法以弥缝理论困境的努力始终不得要领。 如果我们接受太伯是由于周室内部政治角逐中游离出来的说法，则可以认为勾吴政权的建立伊始便留有政治斗争失败的胎记。这在未来的吴文化中留下了沉重的投影。 政治斗争失败的一方，如果没有被彻底消灭，这失败的创痛，留在记忆里是难以磨灭的。先秦吴国，奋力图强，实行耕战，注意延揽接纳人才，一度国威大振，南破越，西败楚，北上中原，争霸于黄池。当时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长时说：“於周室我为长”[5]。还是念念不忘太伯为周室元子的身份。期望洗刷记忆中失败的耻辱，恢复其在周室正统的合法地位。但历史机遇似乎并不眷顾吴国，终春秋之世，尽管可以列举吴国在许多方面的突出成就，而在政治角逐中，它却总是先胜后败，功亏一篑，最终为越所灭再度涂上失败的阴影。 春秋以后，吴文化虽然从国别文化演变为区域文化，但其文化精神仍是一脉相承，并无多大改变。继起的吴地政权与封君之中，曾出现过不少有为之士，对吴地的开发与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如楚之春申君，汉初吴王刘濞等，但在政治上可谓均无建树，当他们企图以经济实力的为后盾染指政治中心地位时无例外地遭遇灭顶之灾。秦汉以来，被史家所艳称的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南迁，如魏晋、南北朝，唐中期，南宋等时期，从经济上看均是吴地大发展的契机。但如换一个角度，从政治背景上观察，其实均是北方贵族在政治中心角逐失败后大举南逃，以吴地为避难渊薮，造成的结果。这些北方侨姓和当年太伯南奔一样，一方面饱受失败的创痛，同时又残存着恢复昔日荣耀的梦想。这前者无疑加深了吴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失败文化的印记，而后者却是无由实现，深潜于文化意识之中。吴地金陵，素有“帝王之都”的美名，然2O00年间，在此建都的政权近10个，偏处一隅姑置不论，这些政权没有一个长命的，也鲜有能与中原政权相抗衡的。对此，曾有个有趣的传说：当年秦始皇见东南有天子气，遂东巡至金陵，开秦淮河，凿方山，断了龙脉，于是后来此地政权个个成了短命王朝[6]。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昭示的历史事实倒是客观的。 我们探讨吴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其个性特征时，以上所述政治历史背景，应当成为观察考虑问题的重要基础与根据。 二.政治弱势与吴文化之个性特征 吴地于经济生产与商业贸易上的繁荣发达最具特色，也最为专家学者所乐道。从历史长河看，在中华文化圈内，少有其比。探析其原因，自然条件是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因素。此点是历来的学者均未放过的。如司马迁所说，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7]之类，这应该是吴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汉书·食货志》称：“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就是对吴地物质条件的一种利用。但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地位虽重要，却不绝对。我们从古今中外许多实例中可以见到相反的情况，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长期经济贫弱的，也有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却经济实力强大的。这说明了在自然资源之外还有其他决定的因素。对吴地的经济，学者们也充分注意到了另外一些方面。比如，由于吴地复合型文化特征，易于形成兼收并蓄，吸取他人之长的传统，在对待外部文化与外来人才时较少排斥性，较多亲和性；又如由于吴人自古形成的重实际、实干的作风，故在思想观念上较开通，变革之际，较少传统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往往得风气之先等等。这些均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然而，需要补充的是，政治因素对经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在吴文化特点上有很鲜明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