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对文化资本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引发于布迪厄关于阶级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Bourdieu,1984)。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的分化基本可以从两个维度考察，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下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和分布状况相关。其所谓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就是指对社会上层文化(high status culture)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它包括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行为、惯习和态度。由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准则是由社会上层所制定和把持的，所以那些能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风格、品味偏好、行为习惯、消费模式乃至整个上层阶层的文化，往往就被赋予雍容华贵、高雅经典等标签。比如，在中国古代，上层阶级的文化就是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它们又被称为高雅文化，文化资本与阶级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资本是上层阶级的文化，作为上层阶级的象征，它起着标识阶级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又起着增强阶级成员相互认同和团结的作用。 本文试图讨论的并非文化资本本身，而是文化资本与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本形式——社会网络资本的关系。人们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实际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或资源，如金钱、财产、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等；另外一类是社会网络资本，它的特点是不必现实占有，但可以通过其社会网络涉取。社会网络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权力、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边燕杰、李煜，2000）。在中国，社会网络对人们工作、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之深远更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布迪厄在其巨著《区隔》中，详尽分析了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及其与阶层的关系，却忽略了其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Erickson,1996)。在这方面，我国学者也鲜有论及。本文试图在描述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定量资料的分析，以期对其作用的机理有一个本土化的初步理解。 理论和假设：文化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 关于文化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有两种意见。它们分别强调文化资本的两个不同侧面：即作为阶层文化的文化资本和表现为文化多样性的文化资本。前者认为所谓文化资本就是对社会上层文化的认知和实践，正是它可以帮助社会成员积聚其社会网络资本。 这一观点发端于对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之获取的研究，它确定了文化资本在代际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的传递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因为民主政治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机会均等和功绩原则(meritori-ous selection)，这使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更多地依靠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的不平等分布而间接进行，权力和地位是通过文化资本而间接实现的。文化资本在此扮演着父辈与子辈之间社会地位传承的媒介角色，是实现社会再生产(reproduce)的中介(Bourdieu & Passeron,1977)。 一些经验研究证实，能否取得更高等教育成就和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受到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地位越高的家庭（父辈）文化资本就多，对子辈而言，就是有较好的家庭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子辈就越有可能因此获得较高的文化资本，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Paul DiMag-gio 1982,1995;George Farkas et al.,1990)。这样，家庭（父辈）的文化资本（也就是子代的文化资源），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成就进而传递社会地位。 进一步深入讨论文化资本的作用机理，即说明文化资本为什么及如何影响教育成就和地位的取得时，保罗·迪麦哲(Paul DiMaggio)和约翰·默尔(John Mohr)进一步结合林楠等学者的社会资本（源）与社会流动理论(Nan Lin,1982)，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联系了起来，解释文化资本对地位取得的作用机制，提出文化资本之所以有助于获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原因在于文化资本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其次，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就是表明对上层阶级的文化有较多的认知和掌握，显然这有助于与上层阶级的人进行社会交往；再次，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往往掌握在那些较高级别的人(higher ranking people)手里，他们往往是上层阶级的成员，会更倾向于将这些机会给他们的同类——同样有高文化资本的人。同时，有高文化资本的人会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能力的、有教养的，由此在地位取得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总之，文化资本较高者有助于维持其良好形象，广结社会关系，改善与看门人（gat-ekeeper，指教师或雇主）的关系，借社会资本的提高进而提高其职业地位(Paul DiMaggio & John Mohr 1985,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