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01)04-0030-04 一、先进文化的涵义界定 文化，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表征，人们对其含义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科学的认识毕竟不是常识，而是理性。真正对文化有确凿概括也并非易事，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文化各持异说，见仁见智。据悉，近代第一个在人类文化学中引用“文化”概念的是泰勒。他在1871年出版的《初民文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文化乃是当代人为社会一分子时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复杂的整体。”[1]据人类学家统计，至今，学者们为文化下的定义竟达164种，我们自然不必——罗列。但有两个界限可以划定：第一，文化是区别于物质活动的精神活动领域；第二，文化是区别于政治的观念上层建筑。在社会包括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系统中，文化位于最顶部。 人类对社会的观念反映不仅有不同的层面，而且有正误。所以，文化历来就有先进和落后、革命和反动之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2]只有先进的文化，才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落后的文化向来都是历史的堕性力量。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克服文化中的堕性因素，才可能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我们切不可忽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按照历史的惯性，应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光明来自东方，为什么后来却落后了？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国后来的发展滞后，一不是资源问题；二不是人的基本素质问题，三不是发达太早的问题。归根结蒂，是因为文化中堕性的因素太大。封建社会的周期太长，给人留下了封闭保守的观念桎梏，只求维持现状，不思进取，就是典型表现。文化不能完全背弃传统，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但传统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一个民族要进步，首先就要革除一些旧的传统。传统的主要倾向是感情，改变的主要倾向是理智。如果我们保留所有传统，那就不可能有社会进步。当今世界上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传统越少的国家越发达，传统越多的国家越落后，这应该让我们猛省。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其伟大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不应忘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宗旨就是革除制约社会发展的封建文化传统；我们也不应忘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其标志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尤其不应忘记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要义就是观念超前，为民族的兴旺发达导航。文化不走在前面，社会就不会进步。 就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先进文化就是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文化，就是不断更新原有观念并且涌现新生观念的文化，同时还是在知识经济发展中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 二、先进文化的现代体现 先进文化是相对于落后文化而言的，自然应该有其特征。所谓特征，就是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其具体体现。任何文化，又都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我们所说的先进文化，也就是我们体制转换时期的现代文化。 1.市场文化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体制的改变伴随而来的是文化观念的改变。单纯就经济体制而言，很难判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高低。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实践结果表明，计划经济并未给我们带来繁荣和进步，也没有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因此经过痛苦摸索，才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才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才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 市场经济本身虽然不是文化，但必然引发出市场文化现象。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形成文化，确切地说为什么会推进文化？那是因为市场本质上是一种服务经济。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要卖给别人。在众多的竞争者面前，必须提供优良的服务才有可能取胜。“顾客是皇帝”，就是市场文明的体现。诚然，市场经济也会产生邪恶，诸如造假、诈骗以及权钱交易衍生的腐败。那不过是过程中的现象，这类现象，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是市场经济发达不充分的产物。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类现象终究会逐步消失。市场经济终究要把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市场文化不仅是生产发达的尺度，也是消费文明的尺度。”[3] 2.知识文化 没有知识只能使人愚昧，惟有知识才能使人聪明。简单的知识，比如认识字、扫盲班，并不构成知识文化，只有知识的丰富和积累，才能形成知识文化。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可惜对大多数来说，知识经济还是“世说新语”。 吴季松博士曾感慨地写道：“什么是智力（知识）经济，我的回答是从1969年我在新疆的广阔田野上用铁锹挖渠和用拖拉机耕地开始的，那时我真正懂得了50个壮汉也顶不上一台拖拉机；可以说，我的回答是从1971年我在乌鲁木齐的工厂里自己设计新型内径千分尺开始的，那时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技术创新’；可以说，我的回答是从1973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受控热核聚变开始的，那时我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它可以打破原子核；可以说，我的回答是从1979年我在巴黎核研究中心的受控热核聚变装置上工作时开始的，那时我真正懂得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可以改变世界。”[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