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1)02-0019-06 本文所称的文化主要是指政治文化，即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共同政治倾向，包括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以及政治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等。（注：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文化霸权就是利用自己“优越”的文化，通过文化扩张取得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也有的学者称其为“文化帝国主义”，虽有描述上的差别，但就其实质而言是一致的。汉斯·摩根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注：[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一、美国文化扩张的基本方式 早在1938年，美国国务院美洲司的查里德·帕蒂就针对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梦想指出，“政治渗透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经济渗透被谴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注：Frank A.Ninkovich,The Diplomacy of Ideas: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New York 1981,p.27.）总之，“别的国家依靠军队的征服，而我们则依靠思想的征服。”（注：Weiberg,Albert K.,Manifest Destiny: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Chicogo,1935,p.240.）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走上了称霸世界之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扩张，成了美国霸权的重要特征。 1.运用援助推行美国价值观 “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中，立足于个人主义的人权的尊严和民主思想占统治地位，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以提高个人人权和建设民主社会为目标之一。”（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教授金一平语，参见《参考资料》，1996年1月22日，第1页。）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使美国有能力通过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援助向全球推广其价值观。 第一，通过经济援助，巩固自由民主制度，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战后一个时期，世界许多国家革命形势高涨，欧洲除出现了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外，法、意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成为第一大党。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美国出台了“杜鲁门主义”，明确提出美国的责任就是帮助和支持那些选择了“自由体制”的国家，美国要承担起捍卫民主制度的“神圣使命”，决定向发生革命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此后，美国又推出“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重建，“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同时，对日本和德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援助它们重建，把它们变成民主制的样板和反共的大本营。 第二，利用经济、技术援助传播美国民主。经济、技术援助是美国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1949年杜鲁门政府提出“第四点计划”，旨在通过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清除共产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肯尼迪政府“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通过经济、技术援助向苏联和东欧灌输“西方的原则”，派出“和平队”对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实施“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来传播美国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1983年里根政府推出“民主工程”，专门成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向不发达国家的选举等政治活动以及教育、文化、通讯活动提供援助，支持外国的“民主人士”，以便达到使这些国家接受西方民主观念，建立美国式的“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冷战后，美国把经济援助和实行多党制挂钩，并通过由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实行民主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有20多个非洲国家先后宣布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政治。 第三，以经济、军事援助为筹码，强行推行美国人权标准。早在1961年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法》修正案就把受援国的“人权”状况作为提供援助的重要依据和条件。卡特政府上台后，人权被正式作为外交政策提了出来，成为美国对外文化扩张的一项重要内容。1977年4月，卡特政府提出对拉美地区的“新方针”，其中一项就是尊重“人权”，在拉美地区推行美国的“自由”、“民主”，并通过中止对阿根廷等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要求这些国家的军政府改善人权状况，促使这些国家向“民主化”转变。从1977年初到1978年底，美国政府共以人权为由反对向16个国家提供52项贷款，改变或取消了向12个国家转让武器的计划。1992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独联体六国时，明确把“民主改革”和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作为提供援助和建交的先决条件。克林顿上台伊始，该政府的重要官员沃顿在阐述新政府对拉美的政策时强调：“人权是我们政策的核心，美国将想方设法用其援助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增强法制的民主制度。”（注：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91页。） 2.利用教育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渗透 美国著名参议员富布赖特曾指出，“一代人之后，我们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价值观念交流的好坏要比我们军事、外交优势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更大。”（注：Philip H.Coombs,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Educational and Affairs,New York,1964,p.Ⅺ.）曾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库姆斯把教育文化交流称为“对外政策的第四维”（注：参见：Philip H.Coombs,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Educational and Affairs,New York,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