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民族文化，把它置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来研究，以期揭露古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又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近年来世界一些国家的学者，对此已有所尝试，并有著述披露于世。但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有待于去开发。之所以有如此局面，在笔者看来，是由于人们对游牧或畜牧民族和骑马民族一词的提法不明所致，即在对文化性质的界定上，什么是骑马民族文化，它与畜牧或游牧民族文化有什么区别，今之学术界，尚未给予一个明确的厘定。 同时，骑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课题，在文化类型上，与农业民族文化的关系，各自的文化面貌和特征如何，也还有待于做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显示其自身的特色而区别于农业民族文化。 再有，也是首要或关键性的问题。马，在古代何时何地首先为人类驯化，进而成为挽车、骑乘诸劳役的工具等。诸多问题，迄今中外学者的研究与考查，也还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本世纪以前在我国就有学者在其论述中提及骑马的问题，然而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据我所见，资料还是不多的。因此，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一课题，或其中的某些环节，无疑对古代文明或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对亚洲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亚洲古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种类的了解，除农业经济形态外，对骑马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以及文化面貌、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还可使我们认识到，草原骑马民族文化和旱地农业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正是因为马是两种文化间接积极传播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骑马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世界或亚洲考古学上，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下面，笔者仅就这一课题试作一较全面而系统的稽考和论述。但有鉴于国外资料有限，本文则着重对中国考古资料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 一、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性质、范畴、内涵和族属 有关骑马民族文化之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多限于一些国家的学者。例如，在日本就有一些学者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然而对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性质、范畴和内涵等一系列问题，均还没有一个确切得体的提法和解释。对其文化内涵，同样也尚未对其文化遗物，即对器物群的分类标型或划分加以区别。从另一角度看，可说在方法论上，还是模糊的。如果在文化上不加以区别或界定，便无法或不能有表现一种文化的特性，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了。因为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首先它必须具有一批富有特征的器物群体；其次是否能体现这一文化属什么经济形态和什么族属。对其前者，其内容大致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佩戴装饰品，以及人们栖息的房子或洞穴，死后埋葬的墓葬等遗迹。这些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表明自身有何特色。而对其后者，是指构成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族属及其社会经济形态，同样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风尚。只有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了比较，才能体现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内容，并显示出文化特征、经济形态和社会习俗。现在笔者就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等若干问题，分别试作一些解释。 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 我们说它是与农业民族文化相对应的一种畜牧兼狩猎民族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以畜牧社会经济形态为主的一种方式性文化。形象地说，就是游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升华，即是以游牧民族文化为内容的另一种称谓或命名，不过是以明显的地域性为界限的。而这一方式性文化，以往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学术界都以游牧民族文化、草原民族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或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来概括。而进一步系统、深入地揭示其文化面貌、性质、特征者，在我国考古学界目前还未介入这一课题。 在骑马民族文化的命名上，我们之所以不采用游牧、畜牧民族文化，而命以骑马民族文化，是基于前者既不能充分显示这类方式性文化的特征，而它又逾越了这一文化类型严格的地域界限。而用骑马民族文化命名，则充分体现了它的进攻性特性和它的文化内涵、性质、特征与气息，并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该文化的风采，和孕育它的生态自然环境以及为世界古代文化发展或传播所起的作用与功绩。所以，我们就考古学文化中，以北方系青铜器文化为内涵的有关北方的游牧或畜牧民族文化而命名为骑马民族文化，其实质就是游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升华或形象的命名。 骑马民族文化的时空范畴，作为考古学的重要文化之一，有它明确的时空范畴，特别是它的空间范畴，对表明该文化的地域特征尤为重要。有别于农业民族文化的骑马民族文化，作业方式性文化，其发生、发展对世界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存中，都还没有家马发现的情况。马之最初为人类所驯化，一些学者认为首先是由氏族社会末期的中亚原始游牧民族完成的。最初也仅限于运载，后来才用于挽车，并逐渐为人们所乘骑（详后）。在中国，马之服役情形，商代是为挽车而出现；两周时期的主要作用是由挽车转为骑。自此以后，马始终都作为军事上的重要兵种骑兵的动力。可见马之服役于人类历史是漫长的，可谓贯穿了历史的古今，并在中国历史上，为两次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在“丝绸之路”上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的驯化和劳役，首先是由中亚的原始牧人所完成，然后在文化交流中，逐渐地向东、西方向发展。向西到了西亚和欧洲多瑙河下游；向东发展至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文化北部半月形的地区。大致从北纬35°—55°的东北松辽平原，经长城一线，沿内蒙和河北、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宁夏、甘肃、青海与新疆。活动中心是在中亚和我国北方内陆温带的草原部分，可见骑马民族活动地域之广大和文化分布之辽阔。然而从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生息活动于这一广大地区的骑马民族，它不是也不可能被一个民族所能包括，而是由许多不同支系的部族或部落所组成。所以在文化因素上有共性，但个性也非常明显的。例如，在中国太行山以东和以西，骑马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关系是清楚的。而横向发展关系，从每一历史阶段的横截面看，其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除共性外，个性尤为突出。所以，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骑马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每个历史阶段的一致性，说明骑马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对考古学文化的“拼合”，而是具备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意念，和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因此，研究骑马民族文化的分布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亚和我国古代各种方式性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同一生态环境中不同民族或部族间文化渗透交往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