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5-0031-03 卜松山(K.H.Pohl)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主任，资深教授。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专著有《与中国进行跨文化对话》，论文多篇。 问：卜松山先生，近年来您在德国、中国众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文化？ 答：这得从我求学时代谈起。一次偶然机会，我读到一本讲中国禅宗的小册子，它向我打开了一个心向往之的神秘世界。我本来是学地球物理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初窥门径的东方世界，决定改学汉学。那是1970年，当时德国大学政治气氛很浓，汉学圈子也不例外。但我置身于拥毛反毛的争论之外，醉心于中国传统的书画诗词和美学理论。我的恩师刘茂才教授曾对我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宝库，一辈子是学不完的，得学几辈子才行。中国美学的最高理想是境界，它既是艺术范畴，也是人生范畴。审美境界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通过对境界的研究我发现了中国美学和哲学、宗教的亲缘关系，于是开始系统钻研中国思想史。基于我对中国美学的感性认识，我试图以同情的理解接近儒释道思想，而不是硬套西方哲学概念，以至于把它们丰富的内涵简约化。在思想史的背景下看当代中国，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实际上是文化问题。我关注中国文化，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也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质。 问：您认为中国和西方文化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是个“雷区”。本质这个词是令人尴尬的，本质论者往往倾向绝对化，而不符合political correctness。我认为每个文化中都有一些相对普遍而稳定的恒量，只是其表现形式和影响力因不同的地域、语言、历史等因素有一定的不同罢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区别可以通过儒家和基督教传统的不同加以认识。西方文化浸透着基督教精神，比如，作为西方基本价值的法国革命的理念，就是世俗化的基督教价值。在中国，儒家曾遭到过全面的批判和清算，但它对中国文化决定性的影响并没有因之而削弱。传统是好是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人看待它的态度。我很欣赏杜维明从儒家传统中汲取正面文化资源的努力。肯定儒家的正面意义，并不意味着同时也让它的消极影响死灰复燃。同样，认同基督教价值，也不等于赞成中世纪宗教法庭。中西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表现在“道”和“上帝”两个核心观念的不同上。基督教中的上帝是超越人生的主宰，他在彼岸，他的意志对人来说是绝对命令，不能以任何世俗的理由忽视或违抗。而儒家思想中的道是体现在此岸的日常生活中的，它因时因地在变化。由于“上帝”和“道”这两个最高观念的不同，人们行为的取向也有差别：总的来说，西方人以普遍的法规为基准，中国人则更看重个人的伦常关系。中国古代约法律令的制定不是以普遍人性为依归，更多是为了维护人们所重视的君臣父子等关系。西方人如果看见父亲偷别人的羊，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告父亲犯法；而孔子却认为，“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前者是忠于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后者是忠于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 问：作为汉学家，您认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具有什么意义？ 答：西方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所知甚少。谈到中国，人们会马上联想到“黄祸”、“蓝蚂蚁”、“天安门”等充满敌意或偏见的图景。现下的西方知识界主流并不怎么理会中国文化，说穿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甚微。造成这一现象的当然不是中国文化本身，而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不过，有许多学者，甚至有些国际机构对中国文化相当重视，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非常推重中国文化，它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思想，道家崇尚自然的观念，对在全球范围内救治时弊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它的纲领性文件把中国文化摆在显要位置，认为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问：您在中国出版了《与中国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论文集。为什么要进行跨文化对话？ 答：我刚才讲到西方对中国的无知，95%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隔阂导致了对中国的妖魔化。这种现状亟需改变。仅是着眼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人口，就有足够的理由重视中国。西方在认识中国的时候要意识到，西方文化深深打着一定规范和时代精神的烙印，它并不是普遍有效的。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的传统。我们不能站在强势文化的一边，要求别的文化改弦易辙，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跨文化对话就是不要以本位文化作为文化沟通的起始点和归宿，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开放的心理互相学习，提高对“他者”的敏感度。 问：您认为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先决条件是什么？现在具不具备这些条件？ 答：最重要的是重视对方的文化，愿意学习对方的长处。跨文化对话不是老师教导学生。遗憾的是，西方人每每不明白这一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好学的文化，那么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好为人师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学习别的文化的优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许多西方人在与别的文化打交道时，往往没有向对方学习的诚意，只是期待对方接受自己的一套。接触每一陌生的文化都是一种挑战，而回应这种挑战，就意味着克服自己，丰富自己。当然，进行跨文化对话还需要一定的机构化的交流机制、对别的文化的知识，等等。 问：每种文化都认为自己具有普遍有效性。不同的普遍主义之间有无通约的可能？ 答：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的。文化的普遍有效性是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被验证和接受，所以它属于历史范畴，不是绝对的。各种文化中的排他性强弱不等，比如说希腊—基督教文化中普世一统的观念是硬性普遍主义，而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主义则是软性普遍主义，前者基本是排斥“他者”的，后者则有一定的兼容性。基于西方文化几百年来成功的经验，其排它性很少受到质疑。但随着工业社会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判地反思西方文化。借鉴别的文化的长处，往往可以克服西方文化中的盲点和弊端。从全球的角度看，过去认为普遍的东西现在只具有相对意义。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影响力主要建立在西方技术、军事、经济的优势上，但是西方的强势使一些人误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误认为跨文化对话在于消除歧见，让其他文化圈里的人接受西方文化。其实，跨文化对话是开放型的，不应该有以某一文化为主导的预设结果。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验证、宣扬自己的观点，而是在于扩大自己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