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3-0078-03 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在60至70年代，韩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创造出“汉江奇迹”，用30余年时间创造了世界上最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的纪录，并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成为当今世界富有活力并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推进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有政府出口导向战略和民有民营等诸多原因，而韩国传统文化当为推进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可忽略因素。 一、令世瞩目的韩国现代化进程 在“世界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跨入“太平洋世纪”的潮流中，韩国扮演着重要角色。韩国在美日资本扶植下从60年代开始腾飞，“创造了超经济学家常识的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达到两位数，在仅20余年时间里，由亚洲最落后地区一跃而为中等发达国家，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跨进发达国家的‘门槛’。”[1]“在从1962年至1995年30多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3亿美元增加到456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7美元猛增到大约8483美元……经济结构也由于发展计划的成功执行而发生了根本改变。”[2]据韩国银行1996年3月20日发表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达到10076美元。长期属于世界上发展国家最贫穷的农业国——韩国，已经以一个中等以上收入和正在高速工业化的国家的面目名列世界前茅。在30余年时间里，韩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8%以上，1995年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11位。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电子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进入世界前10位。前几年金融危机风险后，经济又步出低谷，2001年经济增长率将达6%[3]。 二、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韩国是儒教文化区。对它们来说，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亲和力，而且发展成为一种企业文化精神。[4]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从管理思想、管理模式到管理手段等方面，都体现着传统的儒家文化因素。 1.韩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为政以德”的儒家管理思想。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处所、位置）而从星共（同拱，环绕）之。”这是说，只要以道德治国，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则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韩国儒家的“为政以德”管理思想是建立在道德感化基础上的，认为管理者的道德越高尚，对于被管理者的感应性也就越大。这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法家凭借“权”与“法”的手段而达到治人宗旨的刚性管理。管理者要实行成功管理，除了传统、职位、资历诸因素赋予的权力性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依靠品格、才能、情感诸因素赋予的非权力性影响，即依靠管理者自身的完美形象，有效地影响或改变被管理者的心理和行为，使之在被管理者的心中产生一种魅力，从而使被管理者产生一种敬爱感、敬佩感、信赖感和亲切感，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和极大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使韩国传统文化寓韩国现代企业“形象管理”之中。韩国按照儒家传统文化讲的“为政以德”的“形象管理”，大体上都是从管理者的道德品格立论的，都是以道德为导向的。认为只有管理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对被管理者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如果管理者道德品格低下，即使他的职位再高、资历再深、能力再强，也会失去他的威信和影响力，从而失去对被管理者的有效管理。 2.韩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正己正人”的率先垂范作用。韩国传统儒家文化认为，在管理模式上必须做到正己而正人，修身而治人，上行而下效。只有真正做到自律，树立良好道德形象，才能达到治人的效果。管理者只有在企业管理中树立自己的崇高权威，取得被管理者的充分信任，才能形成企业内部的巨大凝聚力，保证企业的成功。韩国现代管理者认为，要依靠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实际行动，赢得被管理者的信任与理解，唤起下属的内在积极性，而不能凭借他的地位、权势和金钱。韩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认为，“政者，正也。”治国之道就是由“正己”而“正人”。“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政者“以身先之”，就是身教胜于言教。孟子依据“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思想，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之道。韩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要求把道德上的“修身”与管理中的“治人”密切结合起来。韩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正己正人”的管理模式，有两大思想特征：一是强调企业家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它内在道德感化力，而不注重企业家的外在权威。强调“以德服人”而“不以力服人”，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实际上，企业家对群众的影响力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如职位、资历等因素）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如品格、才能、知识和情感等因素）。前者是强制性，后者是自然性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兼有两种影响力，而以率先垂范为主，方能塑造可信、可亲、可敬的领导形象。二是强调自律高于他律，要求企业家通过严格的自我管理而达到管理他人的目的。 3.韩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德主刑辅”的人格化管理。按照韩国传统儒家推行的管理，主张“德主刑辅”。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以法令引导而民违之，则以刑罚齐之。这种外在的控制，其社会效果是“民免而无耻”，即以外在暴力手段，只能使民苟免刑罚，而民心无所羞愧。韩国把“道之以德”的传统文化作为管理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要求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既要提高管理者的道德感化力，也要在被管理者中强调道德价值观的精神导向作用，将企业的共同道德价值观念灌输于全体员工的头脑中，使维系企业生存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体职工的内心自觉行为，提高全体员工的道德素质，从而激发出他们内在的自觉性和创造性。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管理模式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多注重“道之以道”的内在控制人格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