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读书札记。这并非是要炫学，而是由于我对谈论文化问题有格外的警惕与谨慎。“文化”是一个过份有伸缩性的题目，从文人到人文尽在囊括之中，所以言说起来极易不着边际，作些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论断，争论起来也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凭空讨论文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将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将某一种文化理想化或者——套用一句时髦词汇——“妖魔化”。尽管我们对二十世纪文化论争的空泛与武断屡有检讨，但检讨之后仍然是积习难改。当然对文化的宏观之论读来也不无启发，但说实话从一○年代到八○年代再到今天，这样的启发我们也受够了。所以我宁愿小心从事，小处着眼，从具体文本与具体问题入手：在这里，读书札记这种文体对于我的文化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自从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他的论文《文明的冲突》，文化斗争的问题重又敏感起来。尽管后来成书时火药味有所冲淡，但亨廷顿仍然坚持了他对未来文化冲突的预言。此时我们再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以往数世纪中东西方文化的敌对愈生会心。更兼随着新技术、新经济而来的产业的文化化与文化传递的便捷化，与文化的东西之辨相交织的文化的南北之争日益显著，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呼声不绝于耳。新斗争引发了我回首老斗争的兴趣，遂对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文化争夺有所翻检。恰好我在旧书店先后搜得三本相关的书。一本叫《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Cultural A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Assembly,1963；一本叫《宣传与冷战(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Pudlic Affairs Press,1963.这两本都是论文集，均出自美国官产学三界国际文化关系与文化战专家之手。第三本是《帝国主义的“心理战”》，作者是苏联人布尼亚柯夫与科莫洛夫，何宁译，群众出版社1963年版（下文夹注中将这三本书依次代称为A、B、C）。对照阅读，不乏感慨，亦多联想。 二 读完这三本书，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文化战”这东西确实存在。我当然原来也并没有天真到不知道它存在，但读完三册言之凿凿的白字黑字之后对其真实性的感知要深刻鲜明得多。苏联人厉声控诉美国的文化攻势，美国人反过来控诉苏联同时也研讨“文化战”之道，客观上像是自供状。因而读下来对美国进行“文化战”的内心活动与战略战术了解颇多。冷战时的“文化战”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自然冲撞（如亨廷顿所论列），更有异于今天美国国内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博弈（也被称为“文化战”），它是国家间以文化为武器展开的一场利益斗争。文化在这里既不是纯洁的自我呈现，也没有被尊崇为至高的目的，而是被降低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文化本有两面性，有纯粹的一面，也有不纯的一面，纯粹的一面是指文化作为人类经验、智慧与情感的结晶，是各民族共有的财富，可以通过自由交流增进共同福祗；不纯的一面就是指它也可以被工具化，用来追求对他者的征服与统治。对于这后者我们也许不喜欢，却也不能回避或掩盖：“文化战”就属后者。 美国政府的文化斗争机器本是二战中为了应对戈培尔的纳粹宣传而设的，冷战开始后转而对付苏联。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苏联作为文化敌人，或许主要倒并不是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乃因为它作为一个工业大国是与美国争霸的主要力量，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是美国可以最便捷运用的文化资源。在《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的引言中，美国官员罗·布拉姆(Robert Blum)直言“这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这个国家保持领导地位的能力有深刻的影响”(A,P.7)。三十年后另一位美国官员约·奈(Joseph S.Nye,Jr)在他的《注定领导(Bound to Lead)》中更将美国文化看作是保证美国领导世界的“软力量”，因为占据着文化的传播通道就可以创设国际制度并影响他国的选择，使其欲美国之所欲。国家利益是文化战的原动力，当苏联将社会主义的普世理想转变为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我们称之谓社会帝国主义）的文化包装之后，它同美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苏美的文化攻势都包含着敌意，并带来过伤害，所以中国当时一方面还击美国，一方面与苏联论战，这种图景是我们在回忆历史时不可简化与删改的。 文化斗争往往意味着欺骗、粉饰与歪曲，尽管它有时也说些真话。苏美两国大概都做过很多掩盖事实的工作。苏联人反复揭露美国造谣撒谎，至少美国人自己也公开主张将“限制导游”作为一种宣传策略，大名鼎鼎的盖洛普(George Gallup)就号召要小心翼翼地引导客人参观美国，“不要立刻将客人带到地窖与阁楼让他们看我们是多么坏的管家，而让他们看我们最骄傲的东西”(B,P.55)。更可怕的是，文化战中当一方说真话时也往往并非出于求实求真的美好天性，并非是无心为善的天籁，而是为了掩饰更大的谎言或谋求整体性宣传效果，是一种以退求进的“策略性诚实”。而当一方真正表现出自我批判的诚意时，其言语往往被对方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炮弹，对手是不会因为他的诚意而手下留情的。1956年赫鲁晓夫对苏联历史的诚心检讨立刻被美国人利用作口实(B,P.72)，而马克·吐温与门肯对美国国民性的自我解剖也被苏联派上了同样的用场(A,P.68)。这不禁使人感慨“文化战”让人类付出了多么大的道德代价，它是多么地坏人心术，它将人类推向了空前的世故，而且以文化的名义亵渎了文化这一人类保存诚意与良知的灵魂家园，让人对人本身心生绝望。所以美国人自己有时也为“文化战”或“心理战”的叫法感到羞耻，并为它找到了一个更好听的名目叫“政治传播”(B,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