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对民族文化深刻研究的基础上，以敏锐的眼光，广博的胸怀，研究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发现传统的痼疾，发现阻碍我们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制约机制，提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许多观点，成为一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旗手。他的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来说，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不失其光辉的价值。 一、对传统文化既要澄清和改造，又要“择取”和“承传” 随着开放的扩大，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和品类不一的文化现象纷纷涌入我国。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能力，因此导致他们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一味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当前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我们十分有必要弄清楚怎样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鲁迅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述，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发现传统的痼疾，发现阻碍我们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制约机制。鲁迅和同时代的其他先进分子一样，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西方，接受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信过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也曾经受到叔本华、尼采的某些影响，他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在鲁迅看来，一个制约本民族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已显示出它的“老态”，即它的不适应性。鲁迅曾感叹道：“中国大约太老了”（《两地书·四》），如果没有“很大的鞭子打在身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面对着古老的传统文化，鲁迅主张借助强有力的外来文化来进行猛烈的冲击。他曾大声疾呼：“少一或者竟不一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因为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毕竟给他打开了另一个文化世界的窗口，使他感受到了自己享有传统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它还显得如此的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因此，在文化冲突中修改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也就必然成为鲁迅的使命。 为了防止静止地孤立地对待传统文化，鲁迅提出了比较方法。鲁迅认为“意在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故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坟·摩罗诗力说》）这显出他自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中，一方面积极提倡“首在审己”，这也正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首在立人”的前提，只有对自己形成了清醒的认识之后，才说得上有可能崛起与挺立于世界的问题。由此出发也可以进一步实现“国民精神之发扬”了；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知人”与“比较”，强调由此所造成的“世界识见之广博”。他认为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完满地结合起来，通过对照自己民族和西方国家的“审己”与“知人”，从而进行周密的“比较”，就可以既出现“国民精神之发扬”又具备“世界识见之广博”，这样才有可能最终形成“清晰昭明”和不同凡响的“自觉之声”。像鲁迅这样将自己民族与整个世界进行广泛的比较，作为产生自觉精神的重要源泉，在当时整个中国还处于封闭和禁锢的环境氛围中间，确实可以说是充满了蓬勃朝气的先驱者。 第二，鲁迅极力主张文化革命。深信进化论思想的鲁迅，毕生都是极力主张改革的。传统文化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因此，在吸收、借鉴、继承传统文化时，难免受到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三十年代，鲁迅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权大小”的方法。他在《从“别字”说开去》（且介亭杂文二集）一文中指出：“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鲁迅这个对于文化思潮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正因为整个人类的文化时刻在“迁移”和“改变”之中，所以维持现状和固守传统文化的想法，这种属于正统儒学“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方式，是毫无根据和十分有害的，真正的前途是只有在认识了必然性的规律之后进行自觉的“改革”，在“改革”中间是决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问题是要做到充分地权衡利弊，尽量减少改革中的弊害，这是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唯一出路。 第三，建设新文化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合理和健康的积极因素，在长期以来不断积累于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中间，成为建设我们民族新文化广阔雄厚的基础与出发点。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必然都会融合于整个民族的心灵，一代代地流传下去，几乎成为他们似同血肉那样不可分离的存在，其中许多合理和健康的因子必然会“裨助着后来”。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着后来”的一面相当严重，不过它“裨助着后来”的另一方面，无疑是自己建设新文化的重要基础。 鲁迅认为，新文化决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抗”与“对立”中，在澄清与批判的过程中“择取”和“承传”有益的“遗产”，因此这种“破坏”完全是为了“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根本的前提与标准，离开了它而言“破坏”，这样的盲动主义当然就不可能建设新文化；离开了它而言“保存”，则又必然会走上国粹主义的道路，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建设者，对于传统文化必然是既澄清和改造，又“择取”和“承传”。 鲁迅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观点，启迪我们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先进文化总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优秀特质和根本利益，反映民族振兴要求和发展方向。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历史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不断扬弃和发展，它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传承至今，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对历史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使其以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绚丽多彩的中国气派，展现在世界舞台，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