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039(2001)02-0101-05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继20世纪80年代一场新的中西方文化论争后出现了“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和东方文化热。在这一过程中，季羡林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地带，富有前瞻性地敏锐地预示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倡导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复兴”。他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及其提出的一系列论点，如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说等，都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美国“文明的冲突”论的出台，也使得季羡林先生的文化立场与理论更加引人注目。因此，重温并梳理季老关于东方文化的学术成就与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 “反欧洲中心主义”是季老最根本的文化立场。“欧洲中心主义”是现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研究最为隐秘的逻辑。从根本上讲，由于我们现在的整个知识体系都是由西方文化构建出来的，因此，许多知识划分、学科建制乃至学术立场甚至一些学术观点都隐藏着西方文化的霸权。比如，“东方学”这个概念就是如此。季老是世界“东方学”德高望重的专家，他就曾专门进行过辨析。 季老认为，汉语“东方”概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语义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理概念而言，“东方”经历了一个从以中国为视点到以欧洲为视点的演变过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东方”和“西方”的概念都以中国为基点来加以确定。人们以中国为中心，在西边的称为“西方”，在东边的称为“东方”。比如印度，在几千年的长时间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印度一直属于“西方”。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和地理知识的扩大，汉语“东方”和“西方”的区分越来越细，但其以中国为中心的基本视点并未发生变化。到了明朝，人们以文莱为标准，把中国以南即通常所谓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分为“东洋”和“西洋”。在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中，不仅东南亚和南亚，甚至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西方”概念的范围。到了明朝末年，“西洋”概念分化为“大西洋”和“小西洋”，其所指进一步扩大。欧洲被称为“大西洋”，印度等被称为“小西洋”。而“东方”即所谓“东洋列国”，主要是文莱以东的国家，包括吕宋、苏禄、猫里务、美洛居、文莱等。 然而，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季老指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所谓东方和西方就不再以中国为基点，而以欧洲为基点，成了‘欧洲中心论’了。到了这时候，不但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算是东方，连以前我们中国人认为是西方的印度、阿拉伯国家，包括非洲在内，都成为东方了。”[1] 季老对“东方”概念的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从世界整体文化格局和趋势来看，季老的辨析具有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意向。在当代文化研究中，世界各国学者们对文化研究与交流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普遍不满，有识之士纷纷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对话”意识，以此反对西方文化的“一元中心主义”和“独白”倾向。其中，“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代表人物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明确指出，“东方”无非是西方文化的虚构。在他看来，“东方”并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被“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萨义德指出，整个“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纯粹虚构或奇思，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2]季老对“东方”概念的梳理表明，“东方”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本来的含义，而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观念。“东方”概念含义的变化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强权关系。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落后、贫困，甚至野蛮的象征，而西方却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先进、富裕、文明的化身。因此，在西方文化看来，“东方学”就是研究这些与西方文明截然相对的、“未开化”的、“前文明状态”的、“野蛮”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东方学”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无非是东方文化的“落后”和西方文化的“先进”罢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季老就一定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者”和“东方主义者”。季老并未走得那么极端，那么情绪化。我们只是认为，季老代表了当今国际学界的一种理论方向，即倡导“文化多元化主义”和“文化对话与交流”。季老指出：“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3]季老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有感于西方文化长达数百年的霸权，季老很早就开始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在《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季老批评了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不对等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一种“接近病态的媚外心理”或一种“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即认为凡是外国的东西都好，凡是外国人都值得尊敬。[4]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间的盛衰消长问题》一文中，季老也指出：“现在有不少的人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真正认识不全面，有偏颇。贬低东方、神化西方，都是没有根据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