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1)03-0137-04 面对全球性的能源、生态和环境危机，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颇具“国粹”意识的见解或“拯救”方案，其典型者宣称：当前问题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重要；而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应该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去寻找灵感；东方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和”，这个伦理原则的哲学基础就是人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西方有些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东方人反而没有认识到；因此要大声疾呼“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儒家思想堪称“东方思想”的典型，所以为评说的集中和方便，上述见解和主张便不妨被视为“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 对于这种见解和相似的思想倾向，我们感到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和分析这样一组问题：究竟该怎样看待现代一些西方学者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求”？该如何看待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和实质才算确当？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其生态保护意识在整个儒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进而，生态的拯救和保护是否非得启动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 关于现当代西方学者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求” 现当代积极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的著名西方学者，似可举英国哲学家B·罗素、历史学家A·J·汤因比和科技史学家J·尼达姆（汉名李约瑟）为代表。 二战前，罗素在《中国问题》（1922年）一书中就作过这样的中西文化比较：西方人喜欢用权力统治人类、征服自然，其生活方式以“效率主义”（竞争、冒险、不知足）为特点，西方文化最显著的长处是科学技术和方法，但西方的“效率主义”会导致破坏，最终只能使人类灭亡；中国人对生活所抱的态度是消闲娱乐、温厚典雅、知足常乐，中国文化最显著的长处是对人生目标的看法，“中国人发现了如能被全世界人采用就会使整个世界幸福的人类生活方式”；中西文化的前景应该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但中国人成功的希望很大，西文人成功的可能性却小得多，因为西方文化在近现代的优势地位会使西方人总是把中国人当做他们的学生，而不肯向中国人学习。（注：转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第339页。） 二战后，面对一方面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能源、生态和环境全面危机及核威胁之间的尖锐矛盾，汤因比更明确断言：“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要把西欧的力动性缓和到既对人类没有破坏性又可以提供活力的源泉的程度，就只能到西欧以外去寻找这种动力的创造者；中国有儒教的人道主义、合理主义以及大统一的政治经验等许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主轴”；所以，“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注：转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第358页。）李约瑟在认真比较中国和西方科技思想史的基础上也指出：有机的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一种和谐的“合作精神”和“团结气氛”，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则是机械的自然观、个人主义和“竞争、贪得无厌”；所以，在“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魔盒”的问题上，谁要想“寻找一种牢固地建立在人性上的伦理学，一种能证明抵制各种控制社会的使人类丧失人性的发明都是正当的人道主义的伦理学，一种根据人类面临着由自然科学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所提出的大量而惊人的选择前，可心平气和地判断将来采取什么最好方针的伦理学，那就让他们听一听儒家和墨家的圣人、道家和法家的哲学家是怎样说的吧”；总之，要对科技发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伦理的和政治的控制，那就要“按照东方的见解行事”。（注：转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页～第383页。） 这些西方学者溢美中国传统文化的诚意或可不疑，中国的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似乎也跟他们的看法无异，但细加审辨，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其间的差异和共同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根据上看，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好是工具式的，即它不过是西方人出于西方文化危机意识对本文化作自我反省的“附产品”，因而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就难免是变了形的、理想化的，但他们能在西方文化客观上处于优势或强势的背景下做这样的反省则是理性的。而中国学者宣扬自己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近代迄今一直整体处于劣势或弱势的背景下做出的，因而或多或少都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恋心态和自保意识，带有情绪性、盲目性。 其次，在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前景问题上，罗素、汤因比、李约瑟三位学者所持的都是互补论或融合论，明显地表现出文化开放的宽广心胸和气量，因而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心平气和地联手对付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的典型者则同O·W·斯宾格勒和S·P·亨廷顿一样，持的是中西文化冲突论的立场，（注：季羡林先生的“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之论即是明证。——《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载1992年3月10日《文汇报》。）其心胸、气量、效果可想而知。 再次，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者和上述西方学者似乎都忽视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注：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J·S·穆勒、R·琼斯和J·S·密尔集中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作过深入分析的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稳固的社会基层组织，以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以及以“东方专制主义”为上层建筑的“封闭”、“停滞”的社会。）以及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普遍认可的处理当代国际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关系的基本准则，（注：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这样的准则应该就是政治独立、文化（或生活方式）多元并存，即相互尊重的对方的政治、文化（或生活方式）选择。）而这就意味着：1.传统儒家文化本身也存在一个必须“转型”的问题，因而在具体给出将它应用于当代社会的操作办法并证明其可行性之前，对它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作任何溢美，都不免有主观主义之嫌；2.将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模式、伦理生活方式向世界推广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危险的。 最后，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者既没有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作出客观、全面的理解，也没有能够恰如其分地看待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和生态保护意识在整个儒学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