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87.0(712);B018;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1)02-0083-07 文化价值观是美国外交中的永恒主题及富有战略价值的核心变量之一。 从立国迄今，美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认为它是“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1]，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2]，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坚信自己的“天定命运”是“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向人间‘新的耶路撒冷’”[3-1]。向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念也因之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点。然而，当美国将这些理论设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反感和抗拒，引起了“反对所谓人权帝国主义和重新肯定本土原有价值观念的反晌”[4]，美国用自己文化价值观“重塑”(reshape)世界的理想极难实现。当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5]，尽管屡屡受挫，美国仍会利用文化价值观的优势，继续“扩大民主”，推行美国民主模式。 无论哪个时代，文化价值观始终在美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不说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即便在现实主义占据美国外交中心地位之时，文化价值观同样也是决策者藏在心中、挂在嘴边、体现在行动上的“话语”(discourse)。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文化深层理解和把握美国外交渊源。 一 一般说来，一国家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文化只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它具有战略价值，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战术资源。然而，国家利益的界定和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而他们做出这种判断时很难摆脱本土文化的影响，常常在外交选择上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厄尔·费赖伊等在谈到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时说：“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念只是个人价值观念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是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答案。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6]。王缉思指出，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7]。从抽象意义上讲，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它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当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其核心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当维护文化价值观在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维护文化价值观要求按一定的道义原则行事，而现实利益要求牺牲道义原则并做出某种妥协时，二者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必以维护实际利益为依归。而且，“文化价值观很少单独发挥作用，几乎总是同其他变量（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一起发挥作用”[8]。 探讨文化价值观在外交中的作用，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视线投向美国。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文化价值观之独特，更在于美国把文化价值观输向全世界的思想和行为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在美国政治中，文化价值观是根深蒂固的一条主线，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就凸现出来，要求他国接受其文化价值观更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事实上，美国自步入世界舞台之日起，其外交就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价值观化。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推行有着双刃剑的功能：既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其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又以推进民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维护霸权，达到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标。 美国外交无法摆脱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它“不仅要成为其他民族仿效的优于他人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9-1]。利用文化价值观重塑世界成为美国外交的逻辑延伸。 二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使命观”。它发轫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加强于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从立国之日起，就把自己当作“以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光辉榜样而屹立在旧世界面前的新世界”[3-2]，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新世界，而且是新世界的代表”[10]。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然而却不是欧洲殖民统治的简单延伸。正是由于美国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欧洲文化的内核，在北美拓殖的过程中发生嬗变，才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美国文化。美国文化是杂交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并始终以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文化为核心。这些特点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中可窥一斑。 欧洲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潮。发端于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以理性性主义为本质特征，是由人权代替神权统治的社会思潮。以此为契机，大批思想家开始推崇和宣扬民主思想，尤以英国的约翰·洛克和法国的让·卢梭为代表。洛克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角度阐述了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重视自然权利和财产权，赋予人权以资产阶级特色，并确立了人民主权论。他认为，“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适合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11-1]。卢梭发展了洛克的社会契约说，全面确立了“主权在民”理论。他认为，“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而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12]，人民有权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卢梭的这一思想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福音”。正是在这些民主思想的鼓舞和指导下，北美殖民地举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旗，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割断了同英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一种与欧陆迥异的政治文化得以在美国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