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毫无疑问，制度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也是当代正在兴起的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方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文化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文化研究、制度研究，还有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但是，从目前制度文化的研究现状分析，首先碰到的难处就是对于制度文化如何加以概括和解释。什么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的学科特征是什么？文化、制度与制度文化的异同何在？研究者们往往从自己的学科方面来加以解释，并且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形成一些公认的、共同的、明确的理论框架。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制度文化的深入研究受到一定的制约，造成制度文化研究总体上进展缓慢。因此，为了确实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拓展。基于上述的想法，本文尝试进行一次理论分析，以便初步回答上述问题。 二、文化与制度文化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了人类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文化人类学，就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藉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注：童恩正《文化人类学》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社会学家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注：（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63页，中国人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给文化定义时，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作人的生命。河流是自然的、生物的、先天的；公路是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后天的。作为文化的公路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生物的生命中不存在。后来沿着河流模糊起来、充实起来、精致起来、发达起来。而这个后天由人创造的公路就是文化！（注：（美）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5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库利运用了形象的比喻，使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变得非常容易。与此大体相同，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从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注：转引自（美）哈里斯《文化·人·自然》第1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无论是库利的比喻，还是泰勒的解释，都表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交流及社会传递，通过特定的途径，被社会成员共同获得。这种获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径，其实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认同和学习时才是有意义的。而被认同和学习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套相关的制度规则。在此，制度文化就将文化与制度统一起来了。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 马林诺夫斯基在对文化的基本定义中指出，文化作为有机整体包括了物质、人群和精神三方面。人群是指组织化群体。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解释说：“我提议将这样的人类组织单位称为制度。”“这个概念意味着对一套传统价值的认同，人们为此而结成一体。它也意味着人们之间，以及人与自然或人土环境的特定物理部分之间，都有确定的关系。在自身目的或传统要求的宪纲之下，遵循着其团体的特定规范，使用着受其控制的物质装备，人类共同行动以满足他们的某些欲望，同时也对其环境产生影响。”显然，文化具有完整性、整合性的特点。在这个文化整体的结构中，作为组织化的群体或者是制度化的群体，依照对共同价值观的文化认同，并遵循制度规范而共同行动。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由思想、价值、观念、习俗和制度，以及物质构成的。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特·阿尔文·怀特将文化划分成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怀特认为，在文化三个亚系统的相互关系上，技术系统对文化的进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怀特之所以把技术系统的作用看作是首要的，是因为他认为，文化进化的动力是能量。从历史上看，文化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与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有关。为了发现、利用和控制能量，人类只有依赖于技术系统。因此，技术系统是三个文化亚系统中的基础。但是，怀特在进一步分析中，亦认识到社会（制度）系统对于技术系统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系统也会影响技术系统的发展。比如，根据农业科学家的看法，在农业社会中农业技术并未发展到极限，却出现了停滞。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扼杀了改进农业技术的动力。（注：转引自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第2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怀特继续按照这个思路探讨下去的话，他大概会改变那种认为技术系统对文化的进化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因为，他会发现，技术的发明、创造和进步，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制度）系统之外的。技术系统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系统的环境。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四大发明的遭遇，以及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下西洋的最终结局，和欧洲历史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之后科技革命兴起与社会（制度）环境的关系，就是有力的证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如韦伯、哈耶克、诺斯等人都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例如，哈耶克认为：“罗马帝国后期的贸易扩张是帝国官僚人为的扩展，是政府力量压制市场力量的结果，其衰落是必然的。这里哈耶克接着李约瑟的研究说：中国停滞的历史其实与罗马帝国兴衰的历史有着同一原因——政府控制最终扼杀了市场的生命。”（注：转引自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上篇）》、《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50页，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1996年版。）而诺斯在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指出：“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他们接着问道：“使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就是投资与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因此，他们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注：（美）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5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比较之下怀特的观点尽管显得有点过时，但是怀特对文化的三个亚系统的划分及三者的关系，还是给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研究以许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