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建设新文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国人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其间有关争论，始终没有中断。经过一百多年的争论与反思，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逐渐由“左”、右极端走向理性和客观。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五大报告中这一崭新的科学论断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回顾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 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代中西文化之争的历史回顾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文化输出国，自我中心意识很强烈。中国人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为“中央之国”，而周围世界则是“四夷”。明朝时期来华传教的利玛窦以一个欧洲人特有的视角，对中国人这种心态作了如下描述：“因为不知道地球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注：《中国札记》第1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直到明末清初，华夏文化总能成功地应付各种挑战，以一种强势文化的面目出现。尽管那时中西文化也存在交流和融合，但并不存在大规模中西文化论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之威向中华大地直驱而入，中西文化直接正面交锋，在以强大的器物为载体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文化节节败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中国文化路在何方，就成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思考的中心问题。 如同一切面临着近代西方挑战的民族一样，渴望富强的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这种选择无疑与中国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能力有关。中国人最初只承认“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而意识形态优于西方诸强。产生这种心态也很自然，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的确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将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并且容易使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将现代化视为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至于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则是以后的事情。 1、“中体西用”的模式。1861年1月，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的初衷并非要对付洋人，而是为了安抚洋人，其首要目的则是为了平息发捻，解决朝廷的心腹之患。但历史的进程，往往会出现意料不到的结果，办洋务带来的许多问题都触及到传统，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不满。应该承认，当时朝廷内外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吸取教训，他们并不赞成“师夷长技”。堂堂中国人学习夷人的奇技淫巧，岂不是奇耻大辱。面对洋务派的种种变革，守旧派总是予以坚决的拒绝。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郑观应、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以采西学、图自强为武器，主张变革社会，走近代化的工业道路。守旧派以张盛藻、倭仁、刘锡鸿、于凌辰、王家壁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孔孟之道，以封建的纲常伦理为武器来反对洋务。双方围绕着是否向西方学习，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争论，如有关成立同文馆之争，海防之争，铁路之争等等。巨大的阻力，使得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只能寻找折中的道路走，于是“中体西用”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提了出来，提倡“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注：薛福成《筹说刍议·变法篇》。）“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冯桂芳《校颁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西文化第一次论争以中国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用”而告终。 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战争的惨败使得洋务运动的丰功伟绩“灰飞烟灭”。两千多年一直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的中学一败于“西夷”，再败于刚学了一点“夷体”的“东夷”，举国震惊。如果说败于“西夷”，中国人还能勉强接受，那么败于“东夷”，国人则难以面对。人们无法想象，强大的大清帝国居然被一个初兴的岛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只能以赔款和割地来苟且偷生。甲午一仗，彻底毁灭了中国人刚刚树立起的一点信心，人们心理严重失衡，更为严重的是，崇洋媚外之风就此盛行。 2、改良和革命。痛定思痛， 上层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奇技淫巧”现象后面的政治制度，于是酝酿出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他们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反对封建的君主专政制度。继而维新变法兴起。维新人士从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强入手，大力提倡“新学”、“西学”，极力宣传“天演论”、民约论，宣扬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破除千百年自尊自愚的恶习”。这次，维新派要动真格了，守旧派的反对也就格外激烈，由此引发中西文化第二次论争。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拿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做衡量的标准，以“西学”为武器，托古为名，改制为实，主动地向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观念发起了挑战。他们生气勃勃，发表了大批鲜明的观点，给封建主义伦理纲常以狠狠的打击。守旧派也不甘示弱，毫不妥协，他们指责康梁是“托改革，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注：《翼教丛编》序。）。顽固派守旧分子叶德辉甚至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豚之足贵，断不以有康有力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不安”。（注：《翼教丛编》卷一，第11页。）为了阻挠维新，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但不管他们怎样变换恶毒的词句来攻击变法，其武器仍是孔孟之道。从四十年代反对“师夷长技”到九十年代反对变法维新，守旧派多次反复祭起封建纲常这一法宝，充分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基础的雄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