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以文化发达和富有而著称的国家，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都为自己灿烂的文化引以为豪。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的独立的一支延绵了几千年，过去和现在都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一小朵浪花，但她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体现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历史画卷。其意义、其影响都是深刻的。 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全民族凝聚成一股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进行殊死搏战时，文化显示的作用和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个时代，利令智昏的日本帝国主义藐视中国的落后并不足怪，但是，忽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强大战斗力，则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以后，就被包围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热浪之中。除了军事战场上的生死较量外，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显得更为重要。事实很清楚，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这场战争，并不是输在兵力武器等军事实力上，而是输在他们的非正义性。反过来说，中国打赢了这场战争，也不是简单地赢在军事战场上，而是赢在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正是这种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形成了战争双方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因此，作为精神表现的文化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就具有了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是抗日战争中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形式上和发展的事实上差别较大，如文化队伍的力量组合和成分构造、文化发展的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的环境等等，都因不同的区域而情况各不相同。目前，一般将抗战时期全国的文化发展分为三大板块，即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大后方文化、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文化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文化。划分这三大板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地理上的区域性，一是性质上的政治性。三大板块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又处于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围下，因此，无论是在文化发展的境遇、方式还是在文化发展的量和质的成就上，三大板块难以放到同一个标准上去衡量。但是，不管形式上、发展事实上如何不同，从总体上看还是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比如，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和面临的斗争任务是相同的。因此，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成为催生抗战文化的共同基础，各个板块的文化都围绕着抗战的主题而展开，最终目标也是一致的，即争取抗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板块的文化都不能脱离全国的抗战文化而孤立存在，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排斥相互之间的联系。然而，又是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板块文化，丰富了抗战文化的内容，并以各具风格的发展组成了全国抗战文化的整体。 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与全国抗战文化的精神当然也是一致的。但它的特殊性又很明显。从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将它归入以上三大板块中的任何一块都不合适，但上海文化似乎又与哪一块都不同程度地沾上一点边。上海不是革命根据地，但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对上海文化直接、紧密和具体的领导关系甚至不亚于延安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文化；上海自失陷后就一直处于战争的前沿，但在“七·七”事变至“八·一三”抗战期间，也经过了一段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局面，与后来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文化多少有些相通之处；上海在抗战时期有一大半时间处于沦陷的境地，沦陷区文化的特点更明显，但在很多方面又不完全与沦陷区文化相同。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一方面使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发展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对国内其他区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发展对全国各地抗战文化的生成、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是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它为全国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就文化战线而言，配合抗战开展活动最先就从上海开始，而且，其规模和声势立即就对全国产生带动作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就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各种文化活动逐渐向反日抗暴的主题靠拢。1935年底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再掀高潮，上海文化界又走在前列，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实际行动，促进了全国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在上海文化界，以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音乐等为热点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使全国文化界深受鼓舞，而且也引起各地纷纷仿效，作用明显。 第二、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为全国提供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经验与样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下，文化为抗战服务是必然的趋势。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文化人用不着动员，就会主动地将文化活动纳入抗战的轨道，但是，怎样使文化有效地服务于抗战，实际的经验十分重要。在这方面，上海文化以其独有的优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示范的样板。首先，必须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只有广泛地团结一切爱国的文化工作者，才能充分显示文化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上海文化人不仅以鲜明的团结意识呼喊文化界的统一，而且也以实际行动，形成了统一战线的各种机构，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其次，文化为抗战服务必须坚持面向人民大众，充分发挥文化的宣传鼓动效能，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觉悟。这是抗战时期上海文化的基本走向，它使文化打破了与民众的隔阂，从而使文化有机地与抗战融为一体。这条经验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些地方许多文化人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主张，与上海文化提供的经验不无联系。再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文化界创造了许多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生动形式，除了大力创办杂志刊物、出版书籍宣传抗战外，如组织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等活动，都对其它地方产生了影响，相应的活动此起彼伏。最后，上海文化发展的许多样式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历史剧首先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繁荣起来的，随后重庆在40年代初掀起历史剧热潮；“孤岛”的杂文热也曾感染到桂林、重庆等地。这些情况都说明，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对全国抗战文化的影响是有客观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