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1）02—84—03 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体系，本文言及的文化是就其精神文化而言的。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急速分化已经造成文化领域阡陌纵横的局面，其内部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可以根据渊源长远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传播工具和消费主体区分为士大夫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形态。后三种文化形态恰恰表现了文化权力不断下移和人文精神不断高扬的中国文化形态的历史演变历程。 一、“言文疏离”的古代士大夫文化形态 语言和文学是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言”是指日常生活用语或口语，“文”是指书面语言。“言文疏离”是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它之所以能代表古代文化形态的样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汉字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具有崇高的位置，变成一种统治文化观念。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说明周代不但有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在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型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使，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这种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变成了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注：参见王宁.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世纪的汉字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1997.（1）.） 其次，统治者把“文”和“言”相分离，并以“文”作为统治的工具。中国文学早期的原生状态，可以肯定是言文合一的。然而由于言文合一不免多为方言产品，而在古代社会交流较少的情况下，方言交流和传世又相对有较大的局限，因而在其不断发展中，经过文人学者的雅化，而逐渐成为传世之作乃至教育的工具。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雅言”，“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确规范的语言，是大家都应该遵循的语言。孔子在诵读诗书和执行典礼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自己的家乡话山东话，而是用各地都通行的雅言。这便使言文有所分离。秦统一后，秦始皇鉴于“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影响政策法令的顺利推行，妨碍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命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使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字型固定、笔画简省的“小篆”，作为规范文字，推行全国。特别是当时掌握文字的知识分子——士，多变为贵族卿大夫的家臣，成为经典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具有完整的人格精神。他们的人格精神完全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并为贵族服务的。恰如陈独秀所批判的那样，“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注：陈独秀.独秀文存（1）[M].）在这种情况下，用来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文言文，成了贵族享用的特权。劳动人民的文化权利被剥夺，文字也就成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 再次，文人用雅言进行文学创造，使得雅言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早表现为艺术话语同生活话语的分离。在秦汉文学的发展中，赋的形成史表现为文学离开音乐和口传，而走向散文化、书面化的过程——铭刻和书写酝酿出诉诸视觉的文学方式。新的文学方式造就出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新的趣味推动了对于“华藻”和“文辞”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了汉赋的产生。因此，赋不仅代表了作家文学的崛起，而且也标志了书面文学的崛起。（注：参见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6.（1）.） 综上所述，无论是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还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审美趣味的驱动，都促使古代中国社会“言文疏离”的现象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虽然自宋代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需求大增，市民文学从潜滋暗长到广为流行。但官方的交流工具、教育工具，乃至文人雅士的所谓高雅文学，仍然是用那言文互相疏离的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为规范。黑格尔曾说；“理念既然是这样具体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只有通过理念的各特殊方面的伸展与和解，才能进入艺术的意识：就是由于这种发展，艺术美才有一整套的特殊的阶段和类型。”（注：黑格尔.美学（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4.）黑格尔将艺术形式的演变看作是艺术精神演变的结果，这一点以往我们在理论上是认可的。因而，语言文学样式，或者说文化传播样式，同时代文化之间，可以形成互相一致或同构的关系。由此完全可以说，“言文疏离”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形态。并且，借助于对“言文疏离”的语言文学样式相互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洞察时代文化的内蕴，从而更为深刻地阐释传统，更为自觉地重构历史。 二、“言文合一”的现代精英文化形态 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是由发端于明中叶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革新和西学东渐的潮流逐渐缓慢地发展渗透，后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量变，最终发展到新文化运动的一次思想学术文化的反传统和全面革新的质变。 从民族文化矛盾上看，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并存、相互对立的矛盾运动，构成传统文化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胡适指出，“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它是贵族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它是老百姓的文学。（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近代以来，传统的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又面临着民族文化的外部矛盾，即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因而中国新文化的创建究竟是一如既往，肯定上层文化，否定下层文化，还是走一条相反的路线，其意义和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