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提及雷蒙德·威廉斯。有人把他称为文学理论家，也有人把他归入文化思想家，将他与法国的巴尔特、德国的哈贝马斯和前苏联的巴赫金相提并论。威廉斯的学生， 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 1943—）认为，威廉斯是战后乃至20 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是英国左派知识阵营具有广阔历史视野和丰富文化批评实绩的知识分子，“无疑是英国有才气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注：王逢振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第529页。）我认为，将威廉斯归属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更为适合， 这可以从威廉斯的思想形式、理论探索和其毕生的文化实践中得到证明。 雷蒙德·威廉斯于1921年出生在一个名叫潘迪的威尔士小村庄，其父是铁路工人。因品学兼优，他于1939年获奖学金进入名校剑桥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威廉斯积极参加当时具有共产党色彩的学生支部活动。他同时也是“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1941），曾参加多次著名战役并成为一名坦克兵指挥官。1946年战争结束后，他重返大学校园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在随后的14年间，威廉斯以教员的身份投入到战后日渐普及的成人教育事业中，直接探讨和解决“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就业等工人阶级所经历并直接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注：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71页。）。 威廉斯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丰富的社区生活经验以及所从事的非学院式的大众与成人教育为其日后文化理论探索和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基础。威廉斯分别于1958年和1961 年写下了文化理论专著《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 这两部著作改变了文学理论的传统范式，开辟了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条件来诠释文化的新领域——文化研究的先河，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文化研究先行者的地位。1961年，威廉斯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英文系讲师，后于1974年升任戏剧学院教授。在剑桥大学这一学术权威中心，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仍在向精英文化固守的阵营发起挑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果细细品味我几乎所有的著述，你就会明白我一直在批驳我所指向的英国官方文化”。（注：Higgins,J.,1999,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London:Routledge,p.2.）雷蒙德·威廉斯于1988年1月与世长辞， 过早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文化事业。他给人们留下的文化思想遗产十分丰富，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生在深切缅怀他的时候， 就称赞他为“我们时代的骏才”。 （注：Higgins,J.,1999, 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London:Routledge,p.2.） 雷蒙德·威廉斯无疑受到人们，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爱戴和赞扬。他的理论思想至今仍在文学及文化批评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窥见一斑。 在《漫长的革命》和《关键词语》（1976）中，威廉斯对“文化”这一字眼的内涵和外延做了透辟的论述。他说，文化“是英语词语中为数极少的最为复杂的字眼之一”，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注： Williams,R.,1998,The Analysis of Culture,in Cultural Theory andPopular Culture—A Reader,2[nd] edition,ed. Storey, John,Prentice Hall Europe,pp.48—53.）所谓“特定的生活方式”，则可能受到前代学者，文化学奠基人泰勒（E.B.Taylor）的复杂整体文化观的影响，不过，此处重要的是“特定”二字。（注：李宗桂：《中国文化概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7页。）“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含义可理解为各个特定文化，这些文化种类均享有“文化主权”。威廉斯指出的第三种文化的用法对于我们掌握现当代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如他所说，“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这样的用法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文化的定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谓文化，指的就是音乐、文学、绘画、雕刻、戏剧与电影。然而，就文化形式而言，“知识与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这个稍微带有“阳春白雪”的概念也可包括“流行文化”与文化娱乐产品，直到扩展到各种大众媒介。对于后者——大众传媒，威廉斯认为它是尚未展现其内涵，值得研究和发掘的文化空间。这样，经过扩展之后的这个文化的用法（威廉斯称之为“情感结构”，正是当今流派众多的文化研究所认定的文化观。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它包括的范围更为广泛，从语言、哲学，一直到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类。事实上，在阐述了以上三种关于文化的常见用法以后，威廉斯接着提醒人们不必试图找出所谓“文化”的“真正”定义： “就任何一个学科而言，清楚地界定概念的用法有其必要。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知道真正具有实质重要性的是，同一个词汇的意义范围及其重叠之处，错落于繁复不一的意义之间，乃是精细而繁复的论证，从中我们才能发掘人类的一般发展，特定生活方式的种种关系，以及艺术与智力的运作过程及其展现的工作成品之间的种种关系。”（注：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