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交流不仅是直接的现实利益的交换，而且也是深层的文化观念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只有将文化因素凸现于意识和行为中，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从而有助于中国和欧盟之间政治、外交和经贸活动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助于日常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中国和欧盟学界的对话既应包含实践的操作层面，如就业问题、欧元等具体领域，也有必要对双方自身以及两者间关系的本质有整体性把握和认识，并揭示行为、现象中所承载的文化因素。 2000年6月28日至30 日在南京举行的《中欧交流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这样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欧盟研究所联合举办，属于1999—2000年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之一。与会代表近百人，来自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国三十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欧盟研究是一个以地域为核心的跨学科领域，因此到会的学者来自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 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五十余篇，围绕着中欧交流中的文化因素，内容涉及中欧文化传统的特点、中欧政治外交经贸关系等方面。研讨会期间，代表们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气氛友好，是欧盟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盛会。 一 中国和欧洲分别代表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典型。欧盟和新中国的出现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但文化传统有其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并且至今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放眼于五百年的历史，对我们理解欧盟的出现和近代中国的进程不无裨益。这次研讨会提交的相当一部分论文，探寻了中国和欧盟文化传统的特点，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中西文化的差异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陈乐民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文化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物质层面，属于表层文化；第二个是深入到人的心灵底层的心理、意识、精神灵魂等的文化；第三个层面是属于前两者之间的“功能性文化”，如制度、法律法规、具有准则性的文化。物质文化、功能性文化可以发展为世界大文化，而深层的精神文化则难以出现一种东西方相通“融合”的人类同一体。中国和西方是两种历史、两种不同的传统，这在清朝末叶便提出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通常是“应当怎样”或“理当怎样”；欧洲人运用思想的方式更看重“是什么”。 湖南师范大学刘景华教授的《真与善：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出发点》一文，对中西文化的基本心态和思维方式作了探讨。他认为，追求真善美是中西文化的共性，但在西方文化中，真是善和美的基础，善和美都必须服从真；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善为本，真与美必须符合善。河南大学《史学月刊》杂志社周祥森副编审在《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基本特征之区别》中指出，中国文化发展从未中断过，而欧洲文化存在着断裂。中国文化始终存在一个王朝中心，存在着某种“正统”，存在着汉族文化中心；欧洲文化则缺乏这样的中心，且在发展过程中趋向分裂——形成东西不同的各民族国家文化。前者由分裂走向统一，后者则由统一走向分裂。中国文化始终是一种世俗文化，而欧洲文化则与宗教纠缠在一起。 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关于英国保守主义的若干思考》一文，对当代世界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作了梳理。文章指出，由爱德蒙·柏克开创的保守主义有以下特点：尊重历史和传统、权威和秩序，反对任何极端的行为，认为社会应该有合适的等级；保守主义是守旧的，但这种守旧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自由主义的目标，相反保守主义认为自己是在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其对待当前社会变革态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不仅仅关注它在原则上是否正确，而是极为关注其具体的细节。20世纪的新保守主义在目标和形式上都有一些变化，但最根本的变化还是本质上流露出的一种极端冷酷的心态。 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欧洲从自己的传统中发展出现代社会，而中国却没有，这里涉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为什么西欧首先发展出现代文明？为什么中国没有能独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陈乐民研究员认为，这是因为中西两大文明的各自历史轨迹不同。中国的朝代更迭，留下的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传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必然是因袭性的，缺乏创造性和革命性。欧洲历史变动不居，特别是近代西欧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条件等方面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欧洲文明的影响，中国历史仍会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科学和民主，不可能发展出现代化来；而欧洲自市场经济机制、理性主义到今天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等，都是水到渠成的欧美文明进程中的事。 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刘成博士的《中国和欧盟国家民族问题发展的不同轨迹》从民族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解释框架。文章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利己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依托，需要调动它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民族主义正是调动各种资源的方便途径。在中世纪基督教大世界里，欧洲国家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几乎处于同一状态。然而，民族国家的意识确立之后，各民族、各国家的差距拉开，造成了总体发展的不平衡，纠纷和隔阂成为西欧近代历史上的一大主题。但时至今日，这种不平衡又被拉平了，民族的纠纷开始平息。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基本完成现代化。正在这时，西欧一体化运动开始了，发展至今天的欧盟。欧盟各国的民族意识已渐渐地被统一的欧洲意识所取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与自己文化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异质民族之间没有接触，因而很难像欧洲国家那样，产生民族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培养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国家”概念。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政治实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也随着曲折、艰难的发展道路而产生，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因素。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上，中国是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欧盟国家正好相反，经过了民族主义的阶段之后，开始向天下主义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