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1]（P.144）人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文化选择而不是那样的文化选择，除了现实的约束外，同时还受到文化主体的需要的制约。近代中国随着传统伦理社会的逐步解体，关于中国文化的争论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国社会不同的文化主体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政治需要出发，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提出了不同目标、路径，其中新文化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不仅对中国文化重建的目标、内容进行了探讨，并且这种探讨都超出了思想的范围，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文化重建运动。分析、比较新文化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文化重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20世纪初，中国爆发了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这一运动的是相互矛盾的两个因素，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为学习西方富强之路，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统治术）的无情批判。当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挽救共和国而倾力进行艰苦的军事、政治斗争时，一批年轻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已经在怀疑和思索中觉醒，他们痛感理想与现实的深巨断层，仅靠政治和革命是无法消弥的，于是发动了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高扬民主与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从群体结构来考察，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是一批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和思辨的留学生和迅速崛起的中国中等知识阶层。1915年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标志着中国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与标准，尝试重建中国的文化体系。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在价值观上并不是一致的，他们中有些人属于受民主思潮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还有一些属于有爱国心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应当构建在怎样的价值指归上——究竟以个体需要的满足为本，还是以国家独立富强为本？如果两者存在冲突，怎样加以协调？”[2]（P.304）这种不一致，导致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分化，胡适等人仍然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进一步动摇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不牢固的信念，唤起了对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热情”[3]（P.447—448）。 即便如此，新文化运动主体的文化选择的目的始终是为了民族的进步与强大，他们所强调的学习西方，同样始终是服从并服务于民族的振兴。正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体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并有心要借用现代西方文化，解决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从而使他们所确立的文化本体精神，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换（即由传统的宗法礼俗的封闭的文化价值体系，转化为现代的充满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和崇高的价值。新文化运动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意识，促进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它的多元化、开放性思维和对传统的深刻反省与批判，预示和孕育着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新的能动性改造。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并非柏克式全盘肯定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西欧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反映民族感情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中国式的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义’和‘认同’迷失之文化危机的反应”[2]（P.361—362）。中国近代社会变动中， 封建道统的动摇与封建政权的动摇相互影响。外部的打击与内部的动乱，首先削弱了皇权，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以纲常意识为核心的传统信条的怀疑和否定，于是儒学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思想道统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既孕育着文化创新的机遇，同时也导致一般中国人思想文化上的混乱与迷惘，从而引发文化重建的论争。 中国守旧的文化势力既包括了中国的统治势力，同时也包括了上层士绅和一些下层民众。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上层士绅始终坚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他们认为：“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4]（P.733）因此要救中国人于洪水猛兽之中，必先唤起其道德之心，畏敬之念；要保存中国，不可不先保存中国之魂，“中国之魂惟何，孔子之教也。”[4]（P.849）因而，中国人必须在传统人伦文化的框架内才能泰然生存，任何变革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中国的下层民众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是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是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5]（P.295），因而对新的文化也同样持避之不及的态度。 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后，于1934年2月， 在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为内容，以求“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6篇长篇演说， 并主持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 为新生活运动确立理论和方针。 这场运动从193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蒋介石的下野止，时间长达15 年之久。在推行新生活运动过程中，蒋介石明确表白，他高扬传统的目的在于，建设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新伦理的基础，以恢复中国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国永远生存于世界，不再为异族所奴役和灭亡。 二 正是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出发，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目标上出现了根本的分歧。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彻底否定儒学，倡导当时西方盛行的人本主义，将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学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提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5]（P.386）陈独秀还从经济生活上，说明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他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士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5]（P.232—233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议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性平等也”[5]（P.166）。他们要求以自由平等为道德核心的“个人本位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更新文化体系，以创立新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