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资本和文化的浸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被动中发生转换。然而，历史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换遭遇了异常的艰难和曲折。有关原因，以往学界大多从中国历史积淀过于沉重中国文化的转换缺乏内源式动力等方面分析。本文则认为，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艰难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 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缺陷 关于思维方式及其特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框架体系。但本文的重点并不是想建立一个超越前人的新的思维框架体系，而只是想借助于前人在这一领域的某些已有成果，分析中国文化在近代转换中所遭遇到的思维方面的阻滞。 就一般意义而言，思维是一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这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是受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的，因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理文化背景，作为不同的信息反馈，在人的心理操作与控制下可以产生不同的心理过程，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普遍接受后，就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特质，就以稳定的形态渗透、熔铸和积淀在不同的文化中，对文化的创造、转换和评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方式既决定了文化的创造，也决定了文化的转换和创新。 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人文地理背景造就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思维方式。关于这一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蒙培元在《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1]一文中作了详细归纳， 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西方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即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中介”，“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它的对象因素，但这种因素主要是指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体实体的定向把握”，是“价值论或意义论的，而不是认知型的或实证论的”。总结以上蒙培元的阐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1）重情感体验轻理论思辩：2）重躬行实践轻概念辨析；3 ）重主体直觉轻逻辑推理。这一思维方式下产生的认识结果，往往因过多的情感投射和直观把握与过少的客观分析与理性推理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概念模糊、歧义横生和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简单化、直观化和极端化倾向。蒙培元的观点较贴切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真实状况，所以本文援引这一观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文化的近代转换展开分析。 从今天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中国的传统思维并不是完全不讲逻辑，只不过大多精于形式逻辑而疏于辩证逻辑。我们知道，形式逻辑存在的依据是客观事物的相对静止和不同事物之间的确定界限，它的作用只限于对这一范围内的客观对象作出反映；但如果把它所反映的事物的特定侧面扩展到一切方面，便会犯把事物相对独立、相对确定的界限绝对化而忽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贯通的错误。比较而言，辩证逻辑就不仅能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还能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它“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方互为中介”[2]。 列宁在谈到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时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3]可见， 形式逻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人们正确的思维；但从更广阔的发展过程来看，要科学地认识和实践就必须遵循辩证逻辑[4]。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要体现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是儒家和道家经验综合的哲学成果，虽然两者存在着致思倾向的不同，即儒家倾向于自然的人化，而道家则倾向于人的自然化，但两者在人与自然界的贯通一气上则达成了高度一致。早期儒家经典《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均属此类。从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导出了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因为，在它们看来，既然人与自然一体，主体自身又是宇宙中心，那么人就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宇宙自然。儒家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5]和道家庄子的“解心释神”[6]都反映了这一思维取向。这种思维结果必然把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主体情感体验混融在一起，使本来应以认知功能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带上了过分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循着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这种在过多情感需要干预下的意向性思维所解决的是价值和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与儒道在思维方式上完全不同的墨家，从墨子对儒家“爱有差等”的分析指责可以断定，墨家的思维方式完全把认识建立在客观经验的基础上，由经验观察经分析、归纳，走向逻辑推论，达到了概念的明晰性、准确性和认知的客观性，形成了与儒家完全不同的思维程序。先秦儒道的经验综合型意向思维和墨家的认知型逻辑思维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发展下去，很可能延伸出中国超越西方单纯逻辑思维的更加全面的思维传统。但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墨家思想连同其思维方式从此隐而不彰。魏晋佛学传入后，也很快与中国本土的儒道合流，形成了适应中国主流文化的本土化佛学——禅宗。禅宗“直指人心”的顿悟，把儒道的直觉思维发展到极端，取消了一切逻辑与概念认知方式。而继先儒而成的理学，其由“格物致知”到反躬内求以达“豁然贯通”、“顿悟本心”[7] 的思维方式表明它不仅吸收了先儒的致思方式，更借鉴了佛教禅宗的顿悟智慧，使中国传统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的特征得以进一步凸现。其后，这种思维方方式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导而延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