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陆“文化热”的勃兴与孙中山研究的转向 自16世纪上半叶地理大发现以来，由于海道大开，西方殖民势力陆续东来，自此，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频繁接触，当时，无论是浮海东来的耶稣会士，还是像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中国开明士大夫，都已意识到自身之外新文明的存在。事实上从那时起，便已存在近代意义的文化问题了，但遗憾的是，除了少数开明士大夫之外，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精英尚陶醉于“华尊夷卑”的“天朝意象”之中，没有意识到急剧变革时代的到来，自然也不会讨论中西文化问题。 直到19世纪中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下，地主阶级改革派才得以出现在历史前台，开始直面中西文化问题，在“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口号下，揭开了学习、引进西方文化的序幕。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群在总结政治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举起了“启蒙”的大旗，展开了以中西文化比较和东西文化论战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大论战，其实质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 在这一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大陆“文化热”，是晚清和五四时期文化大讨论的继续。但值得指出的是，与近代相比，当代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使得80年代“文化热”的勃兴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外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空前繁盛，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构成了强劲的冲击，在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如何调适中西文化关系？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成为当代中国学人不可回避的话题。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启动和推进，国人对现代化的体认也日益深刻，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变革，而是人类文明整体的、结构性的变迁；其内容既包括器物文明的变革，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文化价值体系的根本性变迁。从文化角度看，无论是人类在文明发展演进行程中创造的“硬件”，还是“软件”，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现象。因此，要想全面快速地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以排除中国现代化前进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大陆出现了强劲的文化研究热潮。 大陆学界“文化热”的勃兴，确立了文化思想研究在学术界的“显学”位置，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和路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很多学者都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估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西文化比较”、“国民性改造”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在宏观研究评价中西文化问题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在近百年中西文化接触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倍受瞩目，成为学界文化思想研究的热点。与上述其他人物相比，孙中山的文化思想以其独有的“海派”色彩和革命实践性，受到文化思想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笔者认为，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大陆80年代以来“文化热”中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因为： 1.孙中山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融通中西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社会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五四时期，梁启超在《近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曾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概括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继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4册。）三个阶段，应该说，梁氏的上述概括大体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特殊轨迹。以此理论来界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较早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在“制度上感觉不足”的先行者之一，而且，他还亲自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实施了“武器的批判”，使近代中国实现了制度性转换。因此，要想真正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必须对孙中山的文化思想做认真的梳理研究。 2.从孙中山文化思想的总体特征看，其主张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也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一方面主张对西方文明取“开放主义”态度，又坚持从古代传统主流文化中吸取文化道德资源，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材料。同时，其文化思想主张还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这使得孙中山文化思想有别于那些书斋式的、纯思辩的文化思想主张，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因而研究孙中山文化思想具有特殊意义。 3.研究孙中山文化思想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动态角度把握东方国家精英人物“中西文化观”演化的一般轨迹。在人类文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过渡的历史行程中，非西方国家精英人物对于本土的传统文化往往会产生一种从“离异”到“回归”的发展轨迹；所谓“离异”，是指舍中学以趋西学，以西学批判中学。所谓“回归”，是指经历了“离异”阶段之后，又重新向本土文化回归。从历史上看，这一规律在非西方国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身上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作为近代中国具有“海派”色彩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早年独特的海外游学生涯，使他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离异”，而后随着革命运动的推进，特别是到晚年，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回归”情结。深入研究孙中山对本土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东方国家精英人物的“中西文化观”具有重要意义。 二、80年代以来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的两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