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大多数专业人员心目中如今仍然是“民族学”的同义词，可是近年来在祖国内地它已然有自成一派之势。尽管我们还无法明确地在这些相关学科之间划清彼此界线——其实也无须划清，但直觉告诉我们，学术发展中的细微变化无疑已经出现。下面，笔者就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悄然兴起做一番考察。（注：若想从学理上区分“民族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确有一定困难。然而，从目前我国学术活动的实际看，两者很难说是完全同一的。不过，作为问题取向的“民族研究”则有可能超越这两个学科的边界。本文没有将强调族体的调查研究纳入讨论范围，仅侧重介绍与社会文化变迁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尽管挂一漏万，相信对于民族研究仍不乏参考价值。） 1.专业基础知识的普及 国家教委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复兴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举办研讨班，是培养专业队伍、普及专业知识的有效途径。自1995年起，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办或联合承办了5届国家教委“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这5次研讨班期间，邀请内地、港台和国外的人类学专家作为讲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进行研讨。研讨班采用讲员、学员双向互动的对话方式，题目涉及学科史、学科理论与实践、田野工作方法、分支学科研究等各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加强了大家对包括田野工作、比较研究、专业理论、系统观点等国际性学科规范的认同。来自国内各学术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在培养人才、普及专业的同时也出了一批成果。（注：如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戎、周星主编：《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 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通过研讨班的形式，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介绍和研讨，是普及专业知识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中国人类学队伍的充实和提高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田野调查。笔者认为，通过这类研讨，有不少原来长期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在自己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更加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打出了人类学的旗号。 2.专业目录调整的影响 这些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人类学有从民族学中逐渐分离的趋势，部分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人员在方法和选题方面出现向人类学的转向。（注：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1999-004号；周星：《Y村民俗的调查与思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2000-003号。）1995年秋，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关系及各自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几次研讨。费孝通先生提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取得了普遍认同。包括老一代学者在内的学术界对学科认同问题表示出的极大关注，显示出中国学科自识性和认同感的增强，也是学科走向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之一。例如陈国强等指出：“把人类学发展附属于社会学、民族学，而非独立研究人类学的做法，对共同发展也是不利的”。（注：陈国强、孙远谋：《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 《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修订过程中，把原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中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分离，归并到社会学一级学科中列为二级学科，并将自然科学中的人类学与新的人类学二级学科合并。这次目录调整引起了国内众多学术机构在人类学、民族学之间的重新选择或定位。（注：参见胡鸿保：《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一些原来在民族学旗帜之下的中青年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人类学，从对少数民族研究转向对中国社会文化探讨，关注家族制度、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族群的社会文化表现等人类学课题。 专业目录调整之后，原本在许多学者心目中难以划分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有可能在学术权势的作用下，扩大两者的差异，可能会沿着人们“创造”出的两种名称所标指的方向去发展。更多的学者会采用更为灵活的策略，一方面依然保持个人的学科理解，并不因为目录的调整而改变个人的学术认同；另一方面将会积极从人类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中寻找可能得到的资源，异途同归，求得不断的学术进步和发展。这种变化将使人类学在学术舞台和社会文化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3.译介海外作品 中国学术界翻译介绍了一批社会科学著作，并对国外理论有一定的评介。人类学读物尤其是世界名著和关于中国（特别是汉人社群）的人类学研究受到各界的欢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引进国外学术理论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些已出版或正在出版中的译著丛书通常都包括人类学著作，（注：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第1、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999年版）、冯客 （Dikotter,Frank）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濑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书店1999年版）、瑟维斯（E.R.Service）的《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之《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马尔库斯等，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1998）、《东方学》（萨义德，1999）、《疯癫与文明》和《规诫与惩罚》（福科，1999）、《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2000）、《甜蜜的悲哀》（萨林斯，2000）等；中央编译出版社“新世纪文库”之《实践与反思》（布迪厄、华康德，1998）、《地方性知识》（吉尔兹，2000）等；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与文化丛书”的《文化的解释》和《尼加拉：巴厘国家剧场》（格尔兹，1999、2000）、《礼物的流动》（阎云翔，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弗里德曼，2000）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人类学名著译丛”的《科学的文化理论》（马林诺斯基，1999）、《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布朗， 1999）、《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杜尔干，19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现代社会学文库”的《文化与人性》（斯皮罗，1999）等，以及商务印书馆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与人类学有关的译著《儒教与道教》（韦伯）、《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杜尔干）、《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史禄国），等等。）有些人类学著作还受到多家出版社的亲睐。（注：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基本）形式》、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儒教与道教》的汉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译本收有内行撰写的“译序”或“译后记”，对原著乃至有关学术背景做了精当的评论或解说，如林耀华和张海洋对于杜尔干、潘蛟对于布朗、王铭铭对于格尔兹、钱杭对于濑川昌久，等等。不过翻译质量高低不一，有的甚至出现了不该有的基本常识性错误。如，不顾原作者用词的场景区分， 恣意将Ethnography与Anthropology一概译为“人类学”；对于Chinese 一词未能根据上下文正确判断，该译作“汉人”处误作“中国人”；应为《古今图书集成》的误译作“《中国大百科》”；将Ethnology和Ethnography分别译为“人种学”和“人种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