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 (2001)01-0015-04 自成体系且别具特色的中华传统节庆,从夏商周三代时期即开始略见端倪,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得以不断积累、完善和升华,成为当今之世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之园中一朵光彩夺目的文化奇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华传统节庆渐次臻至完善的历程之中,儒学以“显学”的面貌出现,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起成为主流和正宗的文化传统。依据文化学的观点,中华传统节庆可归之于“小传统”和“俗文化”,而儒学则可归之于“大传统”和“雅文化”。于是乎,中华传统节庆即可顺理成章地接受到儒学的惠赐和沾溉,从而形成了儒学化的倾向。不惟如是,由于中华传统节庆与儒学产生和生存的土壤与社会背景等都是亦步亦趋,因此作为小传统的中华传统节庆本身已拥有可与大传统的儒学一拍即合的众多因素。由此而言,中华传统节庆的儒学化倾向,既受到文化发展规律的支配,又有诸多内在因素的支持。下面试从四个方面对其儒学化倾向的表现略予揭示。 (一)团圆渗透孝道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节庆对一家骨肉团圆氛围的热烈追求与期盼,可谓四顾弥漫、俯拾即是。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即通过对天象的观察而认识到了“月有阴晴圆缺”的规律,从而就把月圆视为人间骨肉团圆的象征。“花好月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以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千古名句,准确无误地表达了人们在节庆之夜期盼、欢庆和享受骨肉团圆的民族心理。在传统节日中,有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等一家团圆的佳节,正是刻意安排在“一轮明月转玉盘”的月圆之夜。不仅如此,这两个节日的饮食及食俗也多与团圆的节庆主题密切相关。如元宵节的元宵、汤圆等,径直以团圆的圆字命名,而且食物本身,“除了它内在的甜美可口之外,外形的团团圆圆,还有团圆、和睦、幸福的深刻寓意”(注:杨英杰,赵玉宝.清代节令与佳肴[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23.)。据说,清末草厂胡同有个汤圆铺,门脸上有副对联的下句为“人间骨肉,同此团圆”(注:杨英杰,赵玉宝.清代节令与佳肴[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3~4.)。可谓一语双关,道尽了汤圆的内在意蕴。又如中秋佳节的月饼,不仅外形如月之圆,还干脆就以月字来加以命名。可以说,这些都一再向人们提示着节日团圆的主题,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着团圆的甜美。 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年节,也是骨肉团圆的佳节。每逢这个节日,人们都要阖家团圆,围坐一桌,吃“团年饭”,享用团圆饺子,共庆美好的新年。时至今日,每到年节临近之际,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们都不约而同地返乡团圆,以致每年都要形成所谓“民工潮”。由此可见这种团圆观念的顽强和稳固。另外,对先公先祖的祭祀纪念活动,也都安排在一些团圆节日或月圆之时,如年节的祭祖活动、七月十五“鬼节”等,都表现了传统节庆对人间团圆的追求以及对这种团圆之本的勉力追溯和感念。 在传统儒学中,由孝悌等观念所构成的孝道,是其立学之本。正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M].北京:中华书局,1983.)仁学即儒学。循着孝悌之道的逻辑, 儒学强调“报本返始”、“尊祖敬宗”,对先祖始终怀有崇敬感念之情。这一点,在传统节庆繁杂隆重的祭祖活动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体现。特别是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原本是“带有佛教色彩的最大祭日”,乃“是由目莲僧救母的宗教传说形成的超度亡魂的大祭礼”,沿及后世已渐无“宗教法会”的意味,“却保留了祭祖扫墓旧俗”(注: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302.)。可以说,这个节日的演变, 准确地说明了儒学孝悌之道与佛教信仰力量的消长,儒学化是其最终趋向。 同样是围绕着孝悌之道的核心,儒家号召人们虔诚地服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注:论语·里仁[M].北京:中华书局,1983.)的原则,克尽子女的孝心,让骨肉亲情始终环绕在每个人心头。同时,在儒学的观念中,人生的乐事多多,但“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则是其中的荦荦大者(注:孟子·尽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而这在传统节庆的骨肉团圆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从而与西方人注意时时处处保存维护“私人空间”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这样说,在传统节庆所烘托的团圆氛围之中,骨肉之间“一家人”的感觉,在同喜同乐共食的接触中,是心心相印、真真切切的。同时,正是子孙自觉依从儒学的孝道,节日里的父母就得以尽情含饴享受子孙成群的天怡之乐,并将这种感受延伸到平时的每个日子,使骨肉亲情得以日新常新。另外,儒学孝道中注意划分长幼尊卑,明“夫妇之别”、“父子之别”、“长幼之序”,这也在传统节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贯彻。如在年节的合家团圆宴上,座席的安排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长幼的座位次序明显地表现出尊卑有序的观念。席间,晚辈要恭恭敬敬地给长辈敬酒、夹菜等。以示尊敬之礼。另外,年节中晚辈还要穿梭地给长辈拜年行礼等,也体现了长幼尊卑的孝悌之道。 年节沿革史清晰地说明,其起源之初,仅有“庆丰收的意思”,只是到了东汉儒学已十分昌繁之时,年节中才增加了围绕孝悌之道而形成的种种仪式礼节等内容(注:杨英杰,赵玉宝.清代节令与佳肴[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17.)。而节日的团圆之意,更是后世民间在儒学孝悌之道的影响下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民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