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和“天、地、生、人讲座”共同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座谈会”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围绕文化讨论中诸多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座谈。大家普遍感到，关于传统文化的研讨会虽然召开过许多，但像这样不同学科的学者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化问题还不多见，它说明文化讨论已走出专业圈，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1.继承传统文化与建设先进文化的关系 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指出，建设新文化首要的是对传统文化有正确认识，要把传统文化与文化的优秀传统加以区别。因为传统文化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腐朽传统，我们只有发扬前者，去除后者，努力学习一切文化的优长，综合创新，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指出，讨论文化问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经济建设与文化的关系。这些年人们对文化问题越来越关注，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同步的。经济越发展，综合国力越强，文化的价值也就越被重视；反之，又穷又落后，文化再好也没人听。二是要重视文化输出。这一方面要通过认真研究把优秀的文化找出来加以弘扬，另一方面也要主动介绍出去，让世界了解和认识。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周思源教授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结构，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一种非常优秀、罕见的多基因文化，它包括传统的儒、释、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种多文化基因的杂交优势，是我们今天建设新文化的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央党校哲学部傅云龙教授强调建设新文化应有时代眼光。他说，我们现在讨论文化问题的背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全球化趋势。因此我们不能把眼光只局限在传统文化上，而要看到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他还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要使它发挥作用，必须将它纳入经济、行政、法律的行为中去，使其制度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罗传芳指出了文化讨论中存在的两种偏向，一是非历史主义观点，二是文化决定论。前者满足于在东西文化之间作抽象比较，平面罗列其异同，后者简单地用文化解释说明一切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正确理解新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方式，使文化讨论往往流于空谈。 2.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发展 参加座谈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大都从科技发展史和科学方法角度比较、论证了中西科学传统各自的特点和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现代作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孙关龙认为，当今自然科学已发展到大科学时代，中国传统的综合观、整体观、有机观、和谐观、天人合一观以及阴阳说、太极说、相生相克说、中庸说、元气说、经络说、道法自然说等都对现代科学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相生相克说由于不仅强调竞争，还强调协同，因而比达尔文的进化论还要科学、符合实际得多。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徐江教授则认为，今天我们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辉煌时，不能把它说过了头，应当看到，现代科技所采用的整个科学方法、手段与中国古代科技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张岱年先生在发言中也一再强调，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缺乏科学传统，它不仅指科学知识，还包括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 中央党校哲学部乔清举教授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传统文化中的释、道可以说已经复兴，儒家的诚、信、和为贵、中庸等道德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也有人从中华民族大团结、发展中国特色产业和民族产业、发展现代科学、克服西方现代病等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必然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甦平研究员作了“从韩国和日本近代化看儒学生命力”的发言，认为儒学在韩、日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提法也有人提出异议。徐江认为，讨论传统文化的命运和所谓儒学复兴，是一种弱国心态。现在人们往往把文化的区别讲得很对立，实际上不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基本的价值观上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应该是一致的；并认为现实中释、道的抬头只是现代迷信，与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两回事。胡伟希也认为“传统文化复兴”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命题，只是表达了一种情感和愿望。首先每个人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缺乏统一的前提；其次，传统意味着历史与现实的一种融合，抽象地谈论传统文化是没有意义的。与其讨论传统文化能否复兴，不如把传统文化看作是一种文化力，或者一种文化资源，这样就可以自觉地利用它的积极因素而排除它的消极影响。大部分与会者赞同对传统文化持具体分析的态度。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认为，不能笼统提传统文化或者东方文化复兴，而是要对此作认真的分析和选择，切实分清精华和糟粕。张岱年先生重申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可以用《易传》中的两句话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腐朽传统一是缺乏科学意识，二是没有民主和法制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胡孚琛研究员则从中西方伦理价值观和政治规范的不同，分析了儒家政治文化的弊病。 与会者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作了充分肯定。胡孚琛强调了道学文化的积极作用；胡伟希认为中国文化中最突出的是它关于人生的智慧和境界学；周思源认为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责任感，李中华强调儒家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抗位等传统值得提倡，但他同时认为，文化的选择是客观的，它不以某个政党、国家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与会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总的还是比较客观、理性的，对传统文化能否复兴、如何复兴也基本达成了共识：第一，不能抽象、笼统地提传统文化复兴，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不能在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重蹈东方文化中心论或中华文化中心论的覆辙，世纪之交谈论文化问题必须要有全球眼光，应着重文化的互补融合；第三，确定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能仅局限于观念领域，而主要应看它能否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历史对它的需要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