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122文献标识码：A 一、我们分析什么？ 应该说，议论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存在的共同的文化局限，或者说是谈论中国文化的局限，可能对文化现代性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文化的现代化，首先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不存在一个北京、上海走向现代，而南京、西安却依然在传统中的问题，那些支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本上说来在各种地域文化中都存在。尤其需要搞清楚一点的就是：所谓“现代性”，不可能建立在以地域文化为特点的“文化”上，比如不可能建立在江南文化的“柔弱性”上，也不可能建立在上海人所谓的“精明性”上。这就像女性的温顺、男性的阳刚根本不存在“解放”问题、也不存在“现代性”问题一样。对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地域文化”创作——如陆文夫的“吴韵小说”、贾平凹的“秦川小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等，我之所以不做评价或持保留意见，那就是因为：小说的地域特征再突出，风俗写得再生动，那也就是像把一个人的个性充分展示一样，只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我看来，无论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还是秦川与江南文化的比较研究，如果我们把研究的尺度定位在“特征”研究上，而不是定位在该文化面对现代性所暴露的“问题”上，这种研究的意义就是十分有限的。比如分析中国文化特征，如果只停留在整体性、神秘性、感受性、人伦性、封闭性这些特点上，而没有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缺乏“自我批判性和自我创造性”，那么这样的研究只能是脱节了“问题”的研究，这样的文化研究便只能是文化描述，而不可能是文化建设；同样，分析南京文化，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南京文化区别于京、津、沪的风俗特征、文化特征，那么这样的研究，同样无益于南京文化的现代性变革。 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将南京文化的个性特点，与南京文化在今天所暴露的“非现代性”问题区别开来。因为个性特点是不可改变的，而“非现代性”问题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中国人重情，重整体把握，重人际协调，这是中国人的个性特点，再过几百年可能还如此。所以依据西方人的重理、重分析、重个人自由的个性特点来对此进行文化批判，在我看来只能是乌托邦批判。因为这两种文化个性，并不必然地干扰或有利于文化的发展问题——除非我们考证出所有的重情、重整体把握、重人际协调的民族，在文化上从来都是落后的民族，甚至不可能发展；除非我们无视有这样特点的中国人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对南京文化也应作如是观。南京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南京人当然也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一样，具有重情、重整体把握、重人际协调的特点，这显然不是我感兴趣的分析内容；南京人直朴实在，比之山东人的憨厚、北京人的雄阔、上海人的精明……也确实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如果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至今在生存层面上还有道理的话，那么精明的人可能会喜欢上海，直朴的人可能就会喜欢南京，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就像一个人的喜好是无可争辩一样，说北京好还是上海好，说南京好还是广州好，乃至说中国好还是外国好，这些讨论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任何有个性特点的事物，都是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弊端，所以这不应该属于文化批判的议题。当上海人总是容易从南京人的直朴中看到傻乎乎的东西，南京人从上海人的精明中总是容易看到势利的东西，这显然也不属于文化批判的范畴，因为直朴很可能是因为傻乎乎而直朴，而直朴者也并不就会傻乎乎；精明也很可能因为势利而精明，而精明的人并非就是势利者。我关心的问题是，或者我以为文化批判应该关注的问题是：精明的上海人如何成为一个精明的现代人，直朴的南京人又如何成为一个直朴的现代人？所以，在南京文化建设之时，发现南京文化阻碍现代性的各种弊端，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命题——我把这叫做“批判与创造”的统一。 二、南京人的问题在哪儿？ 我想先说明一下：本文中所说的南京人，不是泛指在南京出生或在南京工作的人，而是已经习惯南京、喜欢南京的人，是与南京文化已经保持亲和力而心满意足的人，也是南京文化的特点与问题得以显现的人。在我的视角下，南京人是一个文化价值取向的概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乡”的概念、“地域”的概念。 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南京人，是一些或迷恋南京文化的古朴破碎、或亲和南京市民的拙朴粗糙、 或悠然于南京生活节奏的滞缓无力的人。我之所以说精明是上海文化的个性特点，而心气浮躁是上海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是因为精明是中性词，而心气浮躁则是明显的贬义词；中性词的精明是聪明和斤斤计较并举，缺一不可，这是事物能否成为一种事物的必不可少的两面性。所以有文化批判者希望上海人少一些斤斤计较，多一些聪明，在我看来是不现实的——这是无个性思维或完美思维在作祟。如果这一天来临，上海人也就不成为上海人。上海人的问题显然不在于斤斤计较——如果一个贡献大而报酬少，如果一群人处在狭窄拥挤和贫困的生活状态中而又想舒服和快乐，他或他们又怎么能不斤斤计较呢？因此，我愿意将斤斤计较看作中国政治文化对上海人的不恰当要求使然。而所谓心气浮躁则是指：上海人的精明过于放在了快感和利益层面上，凡是不能带来个人快感和看得见利益、效应的东西，上海上基本上不感兴趣，这就又使得上海人为其斤斤计较所累。我想说的是：图快感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个人成天只考虑个人快感和利益的事情，其生活世界的格局就会显得十分狭小，也就很难去考虑祖国、民族乃至人类的价值走向等重大问题，甚至会在满足个人利益之后放弃这些问题。所谓心气浮躁，在上海学者那里，就表现为新奇胜于美感，移植胜于建设，西方胜于东方，评论胜于理论，观点胜于体系，敏感胜于开拓，也使得上海的学术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缺少重大的发现与建树。 比较起来，南京文化的问题则有所不同。在南京，你不大看见心气浮躁的人，即便有之，也很难被南京文化所认同。所以心气浮躁者还是到上海比较合适。这一点，即使是和南京主流文化不太相容的一些青年艺术家们、晚生代作家们，也很难用心气浮躁来冠之；相反，信心百倍、胸成成竹、不紧不慢、自由自在，倒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并因此与南京文化并不格格不入。我想说的是：直朴确实是南京人的文化个性，但安于现状则是南京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从个人喜好来说，我喜欢南京人的直朴，尽管这直朴中蕴含着“南京大萝卜”等傻乎乎的意思——这层意思你在喜欢南京人时就必须全盘接受下来，正如你喜欢上海人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斤斤计较一样。这可以类推为：南京人即便成为南京现代人，恐怕还是会给人产生“南京大萝卜”的感觉。所以对直朴的南京人，就像对精明的上海人一样，是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要谈的只能是“南京大萝卜”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而安于现状之所以成为南京文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为南京文化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中：作为一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城市，安于现状可以使这种古老文化得以延续，但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安于现状又使得南京在发展状况上不仅落后于上海，而且落后于无锡、苏州。安于现状可以使南京人不走上海、苏州、无锡的发展之路，这虽有利于保持自己的发展特点；但与此同时，又使得南京人只能将自己的特色定位在古老的传统底蕴上，这就造成了特色的一成不变性。这样，在其效果上，安于现状便成为保守稳妥的代名词，一谈发展，往往就会跟着别人走，体现为“邯郸学步”型文化。这样一来，南京文化就暴露出如下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