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527（2001）01—0044—06 我们在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时，还特别应该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战略目标上分析我国面临的文化挑战，并由此而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文化战略设计。我国面临的文化挑战主要来自“西化论”、“新儒学”、“宗教热”以及如何建设“文化工业”——大众消费文化的引导与发展等问题。 一 西化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思潮，它勃发于19世纪末叶的“西学东渐”，并在整个20世纪时起时伏的东西文化之争中诱发或催生着文化激进主义， 为其提供某种理论支持。50年代——70年代，西化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潮的代表，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重心由政治向经济转移，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化和各种学术流派得到广泛的传播。此期间，西方文化一浪高过一浪，且热点不断变化。80年代初是早期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热，80年代中期是西方技术文化与未来主义热，80年代后期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热，90年代初是以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热，90年代中后期更出现了解构一切，消除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热。这股持续不断的西方文化热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必然带来的文化效应，也是经济发展大潮对文化的相应呼唤，它对我国文化界、学术理论界、读书界乃至社会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对我们全面深入了解西方文化，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交流，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注入某些现代性的因素以及拓展我国文化的世界视野等方面都具有不容置疑的积极作用。面对形态不一、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学术流派进入我国文化界和理论界的现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如果我国的文化界与理论界能够以中国国情为“土壤”，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本根”，以西方各派学说为“枝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化建设。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化建设，事实上都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及其学术流派的挑战，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的作用被不适当夸大了，西方文化以喧宾夺主之势一时成为文化热的主潮，特别是，在这种西方文化的持续炽热中，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羡慕西方文化甚至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以洋为荣，以洋为贵的风气也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当前我国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有两大问题值得注意：一，反映在社会大众生活层面上，吸收西方科学与人文文化明显不足，而西方商业文化以及与商业文化有关的饮食文化、娱乐文化、服饰文化等却传播十分迅速，而且，西方文化中的某些腐朽有害的东西如色情、暴力、毒品、赌博等各种洋垃圾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相结合，使西方的腐朽文化迅速“中国化”。二，反映在知识分子的政治与文化层面上，某些人还未能完全消除“全盘西化”论的影响，甚至有人重新打出“一盘西化”的旗号，强调现代西方的技术经济和文化发达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制之上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对西方文化进行全株移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西化论者必然支持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他们认为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文化从古典型态历史地向现代转型，而是在彻底消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文化移植过来。持这种主张的人，实际上是把转型期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统统归咎于文化，似乎我们在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都应该首先从文化方面找原因，他们不了解经济在推动社会前进中的“中轴”作用，不承认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无视社会经济结构对整个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这样，他们的激进主义的“文化决定论”就必然逻辑地迈向“西化论”，并且在理论上影响或支撑着存在于某些社会群体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有害思潮。8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与政治文化层面上的“西化论”互为表里，掀起了一股很大的波澜，《河殇》和某些并不了解中国文化却自称“文化挑战者”们的出现，把这股波澜推向了一个令人瞠目的极点。90年代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西化论”逐渐退潮，但仍有新的挑战形式不断变幻出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化的涌入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积极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并回应各种“西化论”的挑战，以确保不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正确方向。 二 “新儒学”是与“西化论”对峙的另一重要学术思潮。由于种种因素，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强调民族化、本土化而要求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和复归传统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在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由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不断增大，特别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随着民族耻辱的洗雪和民族自豪的重建，在民族激情的腾涌中，新文化保守主义有开始走俏的征兆。“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或儒学的世纪”之类呼声便不时通过传媒发出而赢得不少民众的赞赏与陶醉。应该看到，文化保守主义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广泛存在于后发展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中国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属于后发展国家，文化保守主义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文化激进主义形成了对峙性的循环发展。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自上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冲撞之后逐步形成的一股旨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地位和价值的文化学术思潮，20世纪上半叶相继出现的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学等，分别是这股文化学术思潮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当代中国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本土兴起并与海外新儒家有文化血缘关系的，以接续、弘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与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虽有某种联系，但又有重大差别的学术文化思潮。以大陆新儒学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有多种派别，其中，国家复兴派即中国大陆的新儒学是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旗帜最为鲜明、最具代表性的一派。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重心在于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重新对传统文化做总体的价值衡定，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思考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文化格局中地位和价值，回答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如何创新等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很有意义，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特别是，新文化保守主义针对西方文化的弊端和中国正在发育期的市场经济中的趋利化倾向，肯定传统人文精神，提倡价值理性的培育，反对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等方面，都有很强的针砭时弊、矫正风气的效力。正因如此，90年代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不仅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它还在当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从而获得了正统性和合法性。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建设上的指导地位以及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就面临一种具有僭越企图的新儒家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