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504（2000）06—0111—06 文字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作深入整体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文字狱的个案研究和断代研究多一些，但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的研究，并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文章则比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史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概论，希冀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对此特殊现象作一解答。 一、中国文化史上一道沉重的风景线 所谓“文字狱”，即因文字而获罪的案件。在历史上，因文字成狱的案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称为“文字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秦代，它被称为“焚书坑儒”。在两宋，它被称为“诗狱”或“诗案”，因为两宋的文字狱多与诗有关。到了明代，它又被称为“表笺祸”。明太祖时期，每逢国家大典、皇帝生辰之时，各地官员所献上的颂扬皇帝功德的颂词，就叫表笺。朱元璋从中挑刺，不少人因此而罹祸。清初则称“史狱”或“史案”，因为好几起文字狱都与写刻明史有关，如庄氏明史案。乾隆朝文网更为严密，文字狱发生的频率也最高，其中有一部分直接与禁书有关，因此，它又被称为“书案”或“逆书案”。到了乾隆末年，史学家赵翼把这些因文字而获罪的案件统统归结为“文字之狱”四字。这一提法在嘉庆时为官方意识形态所接受，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书中。至此，“文字狱”三字因最能体现知识分子因文字而获罪陷狱的特点和实质而成为惯称，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河里，文字狱虽然不是文化发展的主流，但却如同一颗毒瘤，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愈演愈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道非常沉重的风景线。它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刀光血影、统治者的权力意志、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性中的阴暗凄凉。 文字狱在开始时，主要与史臣有关。古时史臣有秉笔直书的美德，因而再胆大妄为的统治者也对史臣的“直书”有所畏惧。那些气量狭小、胡作非为的统治者怕自己的恶德丑行流传后世，为万世唾骂，因此，往往把“直书”无隐的史臣治罪，砍其头并毁其书。从有文字可查的历史来看，最早的一起文字狱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 这一年，齐国权臣崔杼因为个人恩怨把齐国的国君杀了。齐国史臣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崔杼杀了头。但由于这时的中国社会还保留着一些原始民主制的精神，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社会上还占有一定地位，所以，崔杼虽然把史臣及照样直书的史臣的弟弟杀了，但史臣的另一弟弟还是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 可以说，崔杼杀史臣是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向学有专攻的士人的第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挑战，虽然权力者最后屈服了，但文字狱还是发生了，而且从此以后就绵延不绝。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封建化并长时期滞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政治权力的天平及制约权力的机制日益由民向官、由官向君倾斜，官权与皇权逐渐膨胀，民权也就日渐萎缩。因此，掌握着权力的统治者不但对历史，而且对历史以外的文字，也开始忌讳了。从此以后，不但史臣“直书”更难，就连以文字谋生的文人士子吟诗作文也都不自由了。“祸从笔下生”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变迁史上的寻常现象，以至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在知识界形成了“万马齐喑”的恐怖局面。 秦始皇当政时，中国政治处于由分到合的转折点，知识分子对秦始皇实行的禁焚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书的政策不理解，特别是那些以口舌横议笔墨谋生的儒生意见更大，终于把秦始皇惹恼了。于是，秦始皇把有意见的儒生全部活埋，史载一次就坑埋了460多人。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也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大规模的焚书制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场浩劫。 两汉时期，社会大一统的局面已经确立起来，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因而，文字狱发生比较少。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制造的文字狱就又多了起来，如曹操杀崔琰、孔融，北魏的司徒崔浩主持编纂北魏开国史，因“暴扬国恶”也就是“直书”北魏的历史而被夷五族，等等。隋朝虽然短祚，但隋炀帝兴起文字狱来，一点也不逊于以前的暴君。唐代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顶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权”最有保障的时期。统治者比较宽容大度，对士人不怎么处心积虑地以文字加害，因此，士林的命运就有些空前地好起来。敢于写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如果生在其他朝代，恐怕就不会有这般幸运了。 宋代的统治者采取了佑文的政策，因此，宋代的政治史也就成了文人争权的历史。为了倾倒政敌，他们往往挖空心思从对方的文字作品中找材料。这一方法在唐代的牛李党争中曾被李党使用过，但其时没有成功。到了宋代，终于大行其道。最典型的是与苏轼有直接关系的乌台诗案。苏轼对王安石实行的新法不很赞同，他把这种不同政见带到诗文中，所作诗文流露出对新法的不满，新党据以弹劾，苏轼下御史狱。宋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极盛，中央集权已经完成，皇权专制开始恶性膨胀，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加不好过，就是与知识分子沾亲带故的普通百姓的日子也难过起来。这种情形在明清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