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西部大开发，人们已经谈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论者们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文化问题。关于“文化”概念的解说，纷繁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化是人的社会化活动的产物，它“不仅仅是某种观念，它同时也是实践，是贯彻着某种观念的实践。”（注：郭湛《大文化观念：一种理解和行为的依据》，《世纪评论》1998年第1期。 ）这里所说的观念，正是人的尺度、人的形式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这种以人的尺度、人的形式为主导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不仅仅改造了外在的自然，使之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对象世界”，而且也在不断“炼出新的品质”，改造着人自身的内在自然。所以，任何意义上的开发与进步，实质上展现的都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以及发展程度。或者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显与对象化。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东西部差距的实质是人的差距的立论基础。了解和把握这一点，对于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它大大拓展了习惯思维对文化的理解，有利于树立大文化观，提高对社会发展整体性的认识。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显与对象化，表现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之中。因此，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必然呈现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协调运行。这种整体性一旦遭到破坏，必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被扭曲，最终危及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50年代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变到70年代以来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这一曲折历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得出的第一点认识就是，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一定要有大文化的眼光，不能机械地把它仅仅看作所谓文化部门的事。事实上，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有一个文化底蕴和文化表达形式的问题，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其次，既然文化展现的是人的生存、发展形式及发展程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显与对象化，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外于文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文化人”。反过来，每个人对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都在起作用，正如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所说的那样：“我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我们又由文化所产生。这是一个伟大的因果循环体系，我们决定文化，文化塑造我们。”（注：转引自王恒富等主编《文化经济学》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由此得出的第二个认识就是， 文化建设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专业团体、专管部门的专门任务，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因此，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就必须折除所谓文化人与一般人之间的壁垒，把社会公众看作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把他们当作被动的受众。 以上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核心，就是不能再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次来看待文化，“经济进步应该属于文化目的，而文化应该视作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源泉。”（注：欧洲委员会《法国文化政策》1988年。转引自肖云上《法国的文化政策》，《国际观察》 1999年第6期。）所以，西部大开发，在讨论文化发展战略的时候，应该突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更多地关注社会的整体协调运行，关注改善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关注人的发展提高。 二 根据以上思路，西部的文化发展战略应当把根除惰性文化、提高人的素质、重塑西部形象、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作为基本目的。 （一）惰性文化主要是指一种安贫守旧、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心态。有的研究者将其称为“贫困文化”，并且列举了它的六大主要特征：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等、靠、要”的度日观。（注：见贾俊民《贫困文化：贫困的贫困》，《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5期。）其实， 至少还可以加上两条：畏难怕险、墨守成规的工作观；喝酒赌博、事鬼迷“性”的娱乐观。惰性（贫困）文化与描述人的智力发展低下状况时所说的“文化贫困”不属同一层面，它触及到人的深层精神世界，是“人的追求、理想和信念体系”（注：见贾俊民《贫困文化：贫困的贫困》，《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5期。），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一部文化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追求价值、创造价值的历史。正是在这种追求与创造中，人才能不断地改造外部世界，完善自身。而惰性（贫困）文化作为一种落后的价值观，却把人引向封闭保守，压制人吸收新知识、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压抑人的创新能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求同自足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及行为选择。经济落后地区随处可见的小富即安、持贫不脱、工作中缺乏闯劲与新意等现象，以及普遍存在的低层次、低品位文化行为，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因此，西部大开发、甘肃大发展，必须根除这种惰性（贫困）文化。否则，很难真正打开人的发展提高之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将会变得遥无期日。治贫先治愚，治愚先“疗”心，便理所应当地成为甘肃文化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 （二）治愚就是要扫除愚昧，提高人的吸收知识的能力，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疗”心就是要根除惰性（贫困）文化，实现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和大转变，它们相辅相成。吸收新知识，必然有利于心智的开放与转化；心智的开放与转化，又会加速对新知识的吸收，二者都要落实到人的素质的提高上，这既符合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的要求，又是根除惰性（贫困）文化战略目标的具体实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