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亚的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1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0)04-0065-(04)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但它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广义的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即所谓器物（技术）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历史文化的发展、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都表现为各层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研究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文化不可能产生现代工业文明

      儒家文化是东亚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东亚文明的主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延续几千年的世俗性文化，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植根于东亚各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加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关于儒家文化能否与现代商品经济兼容，是推动还是阻碍着工业化的进程这一问题，自“韦伯命题”（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6.）（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两本著作中，在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西方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精神气质来源，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伦理使得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出现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东亚地区二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使许多人抽象出一种理论，即认为以儒家为主的亚洲价值观是东亚奇迹的主要因素。日本学者森岛通夫(1982年)把日本的成功归为日本精神和西方技术即“和魂洋才”，而他所指的日本精神是民族主义（注：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会成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然而这一理论自东亚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受到质疑。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亚传统文化及其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呢？为什么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相反却是作为传统东亚文明边缘的国家和地区——所谓的亚洲门槛国家（地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呢？新儒家理论或儒家资本主义无法解释这一事实。

      实际上，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化工业文明抵触颇多，与市场经济理论难以相容。

      儒家文化的许多传统观念与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相抵触。如西方工业文明提倡在自利基础上的市场竞争，儒家则贬斥逐利行为，主张平均主义；西方工业文明提倡“经济人”；认为追求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儒家则提倡“道德人”，把创造财富视为不道德或小人所为；工业文明必须提倡发展商品经济，传统儒教则要求固守农本，压抑工商；工业文明要求尊重私有产权，儒教则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自由与权利，而儒家文化则强调团体，压抑个性；工业文明崇尚科学理性，提倡怀疑和超越权威，而儒教则轻视科学，崇尚权威，不能突破祖宗之法。

      工业文明政治上强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而儒教主张君权神授，官员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工业文明制度上要求民主与法制，强调权力制衡，实现三权分立，这是市场经济和法制产生的前提；而儒教则主张专制与人治，而专制与人治需要清楚地划分人的等级与名分、长幼尊卑秩序。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成为人治的前提，这就使得儒家文化失去了产生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前提条件。因此，我同意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中国农业社会按照传统文化演化下去，不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余英时1985）。早在1898年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就明确指出：“若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他认为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很难走上近代文明的道路。

      二、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相反是制度的变革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里的制度即包括作为规章制度的法律法规，包括人们的习惯行为和价值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革。社会文化转型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社会文化的自我更新，如西方文化历史中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二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经过吸收异文化的先进因素，改造本土文化。一种文明如果不能成功地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就有可能衰败。相反，则可能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从而实现新的飞跃。

      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以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为开端启动了东亚近代化探索。日本明治政府推行的基本国策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明治政府实行的“文明开化”政策引进包括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及生活方式等几乎全套西方文明，使日本传统的体制和意识脱胎换骨。文明开化以请进来的方式，用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营造日本社会，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块基石。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技术工厂，但没有引进近代工商制度与企业管理制度，仍然采用官办或官督商的封建管理方式。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说明：只有进行制度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创新，建立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制度与文化，才能实现工业近代化。

      因此，近代日本的崛起实在与儒家文化无关，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概略论》中已明言之。至于战后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虽然和日本一样，属于同一文化圈——历史上都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因地处亚洲两大文明的边缘（泰国处于印度文明的外环），也不是正宗的儒家（佛教）文化。而且近代以来，它们一直受西方的影响。韩国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省近百年也与祖国大陆处于分裂状态，韩国与中国台湾省的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儒家文化的延续、积淀；二是西方价值观的涌入与吸引；三是日本殖民文化的传统与影响。近百年来香港特区、新加坡及东南亚国家则处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统治下，其传统文化也不是主导文化，尤其是在规范文化和制度方面不占主导地位，而是一种东西合壁的新型的多元文化。至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地处东亚的边缘，接受西方文化最容易，在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改革家多出在广东，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决非偶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系列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思想解放、观念创新是实现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前提。显然、东亚的现代化无论怎样都与儒家传统文化扯不上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