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新旧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心理以及与此相联的行为和实践，都异常丰富和活跃，体现着时代的历史特征。位居东南一隅的福州，同样也留下了西学东渐带来的思想启蒙、教育兴盛、新闻出版事业繁荣等种种近代化轨迹。 一、思想家群体的涌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继林则徐、沈葆桢之后，福州出现了严复、林旭、林纾、黄乃裳、陈衍、曾宗彦、陈宝琛等一批近代著名思想家，他们适应时代需要，宣传救亡图存思想，宣传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为推动福州近代化的进程起了极大作用。这批知识分子既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又倾向西方民主政治，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世纪之交，风云际会，他们迅速地由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他们采用集会、讨论、请愿等手段，具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色彩。他们立学会开报馆，议论时事，直接投入社会行动、政治斗争。特别是维新爱国思潮的兴起，标志着福州近代思想家队伍开始形成，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活跃于中国政治界、思想界、教育界。 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首推严复。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社科名著。《天演论》影响最大，成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广为流传，“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胡适、鲁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直至辛亥革命志士黄兴、胡汉民、陈天华等无不受其思想的深刻影响。自严复传播西学以后，中学和西学融为一体，中国进入了政治思想多元化的时期，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地位宣告结束。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军事—经济—政治—思想四个阶段。严复处于政治上学习西方的阶段，他译著西学，鼓吹民主和科学，成为思想学习西方的先导。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机械唯物论和名学，使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发生改变，引起了中国思想方法论的革新。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在晚清思想文化界兴起了巨大旋风，对福州或乃至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林纾是与严复齐名的代表人物。林纾富有爱国维新思想，《马关条约》签订后，林纾在家与陈衍等人上书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1897年，出版儿童启蒙读物《闽中新乐府》，反映了当时福州社会的进步思潮。他感慨民族危机深重，《国仇》一诗写道：“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在《知名士》中写道：“解否暹罗逐渐强，一经变法生民康”，表达了他热心向西方学习，要求变法的爱国思想。难能可贵的是林纾对女子问题的关注，他同情妇女的苦难生活，提倡兴女学，办女子教育，在《兴女学》中呼吁：“女学之兴系非轻，兴亚之事当其成。”林纾最大功绩是翻译，一生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等18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文学窗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很大贡献。后世许多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苏曼殊、庐隐、郑振铎等都受到林译作品的影响。 作为福州思想界另一个代表的黄乃裳，同时也是爱国华侨、教育家。1896年4月他在福州仓前山美华书局创办了《福报》，大力宣传变法图强，广设学堂，整顿吏治，发展实业，振兴商务，禁止陋俗，还主张广设报馆，广开言路，以舆论兴民众“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宜速则国势益强”。（注：黄乃裳：“福州宜设报馆说”（上），《福报》1896年4月28日第3页。）他一生曾参加创办或编辑《郇山使者报》、《星洲日新报》、《左海公道报》、《伸报》、《福建日报》、《图南日报》第7家报刊，宣传进步思潮。此外，这一时期主张维新变法思想的福州人还有林旭、陈衍、曾宗彦、陈宝琛等人。 正是在这些思想家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在西方新学的启示下，一批福州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中出现了郑祖荫、林森、林斯琛等革命先行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有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10名福州籍英烈，称为“福建十杰”。 二、近代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教育结构多元化，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学堂创办人有外国传教士、地方官员、学务机构、士绅、富商及华侨，客观上有利于调节和满足近代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 外国传教士引进了西方教育模式，在福州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1848年3月，美国美以美教会传教士柯林斯(J·D·Collins)在福州创办的主日学校（福州男塾）是福州最早的教会学校。1853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在福州创办男童寄宿学塾，后发展为格致书院。还有英华书院、陶淑女子小学、三一书院、毓英女书院、广学书院等等。早期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福州人对于西方人创办的文化事业开始反应是淡漠的，教会学校开办之初，大多阻力重重，学生不多。因为富庶仕宦之家，多不屑将子弟送往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光宗耀祖的“西塾”学习。教会只得以不收学费或免费提供食宿书本等优惠条件吸引贫苦子弟入学。到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其办学方式改变，兼顾中学，加上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英文好，容易端上洋行、海关、电报局的“金饭碗”，有的可以资助留学，逐渐为社会人士向往，教会办学有较大改观，也开设中学和大学，1908年开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6年开办的福建协和大学，是省内最早高等学校之一。教会学校不仅要付费上学，学生也多出身牧师、海关、邮政等高级职员、高官、富商和士绅家庭。 福州近代新式教育的另一系统是官办新式学堂。最有影响的是福建船政学堂，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专门学校，办学成绩显著，在福州近代化的进程及近代教育发展上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866年到1946年，马尾船政前后学堂及其后继学校共有毕业生1130名，派遣留学生241人。（注：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培养出了大批海军人才、科技人才、教育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如清末水师提督和民国海军总长、总司令的叶祖圭、萨镇冰、刘冠雄、程璧光（粤人）、李鼎新、黄钟英、兰建枢等人。自船政学堂始，福州与中国近代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各省矿政、路政、邮政等行业都活跃着学堂培养的工程技术人才，如詹天佑、林日章等人。担任教习的毕业生也为数不少。船政学堂学生在校必修法文或英文，并先后分4批出国留学。船政归国留学生翻译了外国小说、游记、科技著作，兵要地志等，向国人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与科技。如王寿昌与林纾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陈寿彭翻译《格致正轨》、《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等，陈季同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成法文，刊行巴黎，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去。上述这些人中，严复是最闻名的思想家。由于船政留学生通晓外文，了解世界事务，担任外交官的也很多，如罗丰禄曾任英比意三国公使，吴德章曾任驻奥匈帝国公使，陈季同曾代理驻法国公使兼驻比、奥、丹、荷四国参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