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为了能够更充分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应当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史，以发挥历史研究鉴古知来、资政育人的功能。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包括语言、哲学、科学思想、教育、宗教、道德、信仰、法律、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建筑美学，生产工具、衣食住行器具及其制造技术、社会制度、社会机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为鲜明的特性。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 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型”范式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明的民族特性，从秦汉到明清，一以贯之，成为世界罕见的不曾中断的文化系统。在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从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孝道中引伸出忠君思想。在两千多年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中，中华文化始终被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力量所驾驭，从而形成了以“求治”为目标的鲜明的政治范式。政治观念成为伦理道德的引伸，政事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这一特性具体表现在，其一政治论高度发达与早熟。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开山之作《韩非子》便问世了。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思的《君主论》要早1800多年。从此帝王的言行便成为是非的标准，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从理论、观念、制度上不断强化。其二统治者以“人治”为主，辅以道德教化。其三社会成员在履行义务时，总以伦理高于法律。宗法结构在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上打上了极深刻的烙印，遇事首先考虑的不是遵守法律和社会公正准则，其情感总是着重于从血缘上、对帝王的态度上考虑问题，表现出对绝对君权的莫名敬畏，十分注重人伦情感的和谐。其四对传统极端尊重。“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其五对忠孝的探索重于对大自然奥秘及人类思维的探索。其六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阻挡、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的渗透，这也是我国始终不存在像西方那样剧烈的宗教矛盾和斗争的原因之一。其七文化精英有着极为强烈的“入世”、“经世”意识。他们千方百计地使统治者采取自己的治国方略，最好能挤进统治集团亲自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中华文化在有着稳定的鲜明的民族特性的同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也表现出特有的时代性。殷商时代，由于对自然的认识很少，所以那时的文化充满了浓浓的崇天尚鬼嗜酒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与诸侯纷争的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各种文化异军突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极为活跃，极为繁荣。秦汉时期，在大一统时代的大趋势下，文化的扬弃与综合，快速地适应着政治局面的发展变化，表现为秦始皇父子严刑酷法，焚书坑儒；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相互征伐，中华文化在战乱中走向多元化，同时由于多元文化的相互撞击、吸纳，也为以后隋唐文化的隆盛准备了沃土。隋唐时期，中华文化异常隆盛，洋溢着浓烈的欢欣鼓舞的情感，闪耀着耀眼的创造光芒，以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给中国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这时的中华文化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色调热情奔放，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外充分开放，向外强力辐射，同时也大力吸纳外来文化。两宋时期，由于汉民族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剧烈，中华文化出现了转型，表现为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愁苦的文化型，婉约的宋词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明清已进入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弩之末时期，中华文化总的是趋向沉暮与开新。明朝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时代，程朱理学被推上了至尊正宗的地位，刀兵威胁，思想钳制，科举摧残。但是文化专制也促使了反叛，文化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满族入主中原后造成了天崩地裂的时代动荡，直接动摇了某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制度、原则和学说，但从总体上说，清初波澜壮阔的文化反思运动并未突破封建思想的规范。清初，疆域拓展，各民族付出流血与苦难的代价，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壁垒的破除和交流，从而使中华文化又一次出现了融合的高潮。但是，在经过康乾落日般的辉煌之后，很快便进入了沉暮，于是处于苍老之境的封建君主主义便进行了垂死挣扎，强化专制，钳制异端，关闭国门，结果还是风雨骤来，山河破碎，新生的文化因素逐渐滋长漫延。适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在经受无数屈辱，忧伤和困惑中，猛烈冲击和突破了凝固僵化的旧文化，开始了中华近代文化思想的启蒙史。 二、遗传性与变异性 从秦汉到明清，不论是朝代的更替，还是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实行的都是封建制度，因此，中华文化有着鲜明的遗传性。她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是在其系统中，孝道一直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以礼作为行为的规范，以孝作为思想的核心，以仁、义作为价值的标准，以智作为认知的手段，特别是被历代统治者推崇和传承不断的“内圣”、“外王”传统，成为中华文化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稳定的特征。社会心理也充分表现出极端重视传统，统治者世代继承儒学并一步步把它推向更加至尊的地位；学者思想家讲究学说的传承性；文人骚客讲究“文统”总以秦汉为文的范本，以盛唐为诗的范本；书法、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流派和工匠讲究“师法”、“家传”。 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过程。毕竟每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都是有差异的，它必然要求文化与之相适应，于是文化便出现了某些不同形态和特征，即变异。以中华主流文化为例，孔子删定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六经，创立了学林中的儒家，以重血缘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道德修养而独树一帜。董仲舒适应汉统治者的需要，对儒学进行了再创造，把殷商以来的崇神尚鬼揉进儒学，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儒学便发生了如下变异：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民服从君，君服从天意，以德配天。以后，天人感应观又诱导了谶维神学的怪胎出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文化后果。到了两宋时期，思想家程朱等人虽然仍以儒学的礼法、伦理为理论的核心，但已与孔孟传统不同，它改造和吸收了佛学、道家哲学的思想，使之发生变异。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变异，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佛教的传入，佛教文化惊人地迎合中国政治的要求，积极依附、融合、适应中华文化的要求，使中华文化发生某些变异。另外，儒学与玄学、道教与佛教的相互冲突、摩擦、吸纳、融合，也使中华文化发生某些变异。 三、稳定性与革命性 长期以手工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形成了稳定的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在这样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自然也具有稳定性。“孔子以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虽多有变通，却大体上继承了‘内圣’、‘外王’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伦理——政治型’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坚韧的理论架构”。 文化的变革有两种情形，一是对入主中原的胡、蒙、满族等统治者来说，不是不抛弃其原来的游牧生产方式，适应汉文化生态环境，以巩固其统治。首先，以政治统治的需要为动力，统治集团往往带头实现其文化的汉化；其次，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民族居民杂居，其文化观念逐渐受到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满文化，目前不仅语言已经消失，就是文字也进了历史博物馆。二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儒文化随着封建制度的式微而被变革。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文化所依附的清王朝的统治，将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引入中国，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的治国方略，促使了中华传统中文化的转型。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触及了文化的觉醒、思想启蒙，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思想体系、文化传统的空前大否定、大扫荡，为新文化注入了更加清新、更加强大、更加科学的思想活力”。同时，社会心理、社会风俗的转变也表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