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蛇文化生成之我见

      蛇的影子几乎存在于世界各种文化之中，不管是希腊神话还是玛雅文化。然而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尤为突出。几乎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民族中都能找到蛇的影响力。殿堂壁画、廊柱雕刻、小说戏剧、古代神话，无一不存在着蛇的形象。最有特色的蛇文化现象当属《山海经》这一古书中的记载。此书通篇仅三万一千多字，而蛇的影子几乎贯穿了始终，不仅有以蛇命名的蛇山、蛇水、蛇谷、蛇谷之山等地名，蛇的种类及色彩也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赤蛇、黄蛇、鸣蛇、化蛇……一头两身之蛇、人头蛇身之人、一身九头的相柳氏等等不一而足，令人心悸。这些蛇有的可飞，有的可游，有的作恶多端、残害生灵、触人即死，有的作为人和动物的耳饰。它们大则食象，小则害人，天上、地下，水中无处不在，无处不存，构成一个惊险神秘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蛇世界。蛇不仅在神话中出现，在巫术中也占有相当分量，尤其在古巫傩中。巫术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源头。蛇在巫术中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了避邪禳灾的权威者。那些巫师的师棍上盘绕着蛇，而那些傩坛中的符咒之奥妙也是蛇的妙用。比如其符，乃是人首二蛇身的中间夹些其它东西，有些符就是几条蛇盘绕在一起，头部都朝着一个方向；许多字符带有或多或少、形状各异的蛇尾。巫师做法时的掌诀也屈如蛇形（注：胡健国：《巫傩与巫术》，图十七物象符～图二十八日月毫光黑暗掌，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俨然构成了另一个蛇的世界。至今有些道士给死人做法时，念经者持一扇，上面绘有两条蛇，时时护在脑前（注：笔者在青海省湟中县共和乡南村一农家为死者举行的“僧门两道”的“经事”中，曾仔细观察过主持道人，发现他自始至终用一把扇子护在脑前，扇上绘有两条蛇。）。图腾中的蛇已经大大神圣化了。以蛇为图腾并非是古越人的专利（注：蛇是古越人的重要图腾之一，古越人后裔各支系均有崇蛇习俗。明邝露《赤雅》卷上载：“蛋人神宫画蛇以祭。”清《峒溪纤志》称：“其人皆蛇种，故祭祀蛇神。”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说：“潮州有蛇种，其象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如彝族有蛇族（不勒以支普），僳僳族（fu），怒族（腊乌齐）、白族、藏族（鲁得乃或布列）……都有部落以蛇为本部落的宗族。这些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交融，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蛇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注：龙即蛇，何星亮先生论述龙的原型为蟒蛇，出自太皞部落。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第十三章“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龙。”）。谚语说“树有根，话有因”，那么蛇何以会构成这纷繁复杂而又形式不同的蛇世界呢？究其实质是蛇留给了古人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这个影响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分析神话、巫术，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上古发生了大范围的蛇灾，即《韩非子·五蠹》所说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日本学者伊藤清司也在他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一书中提到“古时，在人们交往的寒喧语中，常有‘无它？’就是彼此询问有没有遇上蛇害。”这个看法很有启发性。蛇灾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古人们深受其苦，日积月累由对蛇产生的恐惧演变成了对蛇的敬拜。由于上古生产力不发达，对蛇所造成的灾害无法回避，因此记载中出现了见则天下大旱、天下有灾等语句（注：《山海经》中有许多动物是不吉祥的，见则将有灾害。如“又北百八十里，日浑夕之山，……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山海经·北山经》）。“又南三百里，日独山，……其中多区，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山海经·东山经》）。还有见鸣蛇则其邑大旱，见化蛇则其邑大水（《山海经·中山经》）等等。）；同时人们也只有乞求蛇（因为万物有灵，蛇也可以接受古人的诚心），通过祭祀、许愿等形式来感动蛇，以减少它们对人类自身造成的灾害。久而久之，这种方式形成了规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因子，并不断发展演变。

      古时候的蛇害究竟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一则消息，可为此作一注脚。《参考消息》转载了一条1994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报》“关岛蛇多成灾”的报道，说岛上毒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下12000条，多数蛇长达二至十英尺。它们出入民居，搞得人日夜不得安宁，并使许多孩子被咬伤早夭。毒蛇不但噬断电线，并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几乎使岛上的十多种飞鸟完全灭绝，令蜥蜴与蝙蝠的数量急剧下降。在生产和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蛇尚能如此称雄，上古的蛇灾定论当为不谬。《周易·坤》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阴符经》上篇也载：“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广博物志》引徐整《王运历年纪：“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始祖伏羲女娲也是人首蛇身。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古人葬身蛇口的反映，连英勇的部落首领舜帝也在山林中死于巨蟒之口（注：帝舜为虎图腾的渔猎部落首领。他出入森林，风雨不迷，虫狼不害。关于他的死，又有传说他入森林与害人的巨蟒相斗，不幸牺牲。）。人与蛇的斗争在《山海经》中的篇段记载中也可见一斑：“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名曰不廷胡余。”《山海经·大荒南经》）“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手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山海经·中次十二经》）前辈专家学者顾颉刚，姜亮夫、萧兵等先生认为中国神话起源于西部，后来东流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如果当真这个定论成立的话，那么万恶不赦的蛇带给古人沉重的精神枷锁及生活上的灾难重压，应当也是推动文化东移（即人口东移）的动力之一。

      分析蛇文化的特点，我们发现其中有几个质点，后来的蛇文化现象虽然纷繁，但基本上就是由这些质点建构起来的。这也可以说是蛇文化生成的基本内容了。

      蛇与蛙这两个动物，当它们被引入到文化之初，古人就使它们成为死对头，当然这也符合自然界中蛇蛙的现实生活，因为蛇是蛙的天敌。月蚀对于古人来说是件大事，是令古人震惊的自然现象，为了探解这一自然之迷，古人就把蛇与蛙附会上去了：蛙就成了凶神，民间把月中的黑影叫做蟾，也叫兔。《太平御览》卷九零七引《典略》：“兔者，明月之精。”又卷九四九引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月蚀就是蟾蜍吞月（也有天狗吞月之说）。为了拯救月亮，杀退凶神，人们自然而然想到蟾蜍的天敌蛇，于是人们就有解救月亮出厄运的办法，即中秋祭月。民间称祭月为完月，意思是给月亮消灾，让它完满无缺。中秋月饼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其中大月饼顶上用面塑造一蛙，周围盘一蛇，蛇头正对蛙，有消灾意。这一形态后来发生了派生、演变和变异，产生了一母多子型，意义上也发生了变化。如河湟地区：有些妇女在月饼中心做一蟠桃图案，然后捏制一条鳞甲斑斑的长蛇，蛇头正对蟠桃，通过献月祈求生一个福寿双全的儿子；有些农业区的藏族妇女在月饼中心面设计三个宝塔图案，周围为十八朵艳花，意即十八罗汉庆三宝；有的妇女在月饼中心捏塑一个寿字，周围作五朵艳花图案，象征“五福捧寿”；有些妇女精心加工成松、竹、梅三种植物图案，均匀分布在大月饼面上，以“岁寒三友”来显示自己的节操。真是妙夺天工，心灵手巧（注：许英国：《从龙凤图腾崇拜看江河源民俗对华夏古文化的传承》，见《青海风俗简志·跋》，朱世奎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具有宗教意味的西藏石雕石“蛙与蛇”也有同样的含义，一只蛙周围数条蛇围之，上面的经文有祈祷莲花师之意（注：西藏石雕石“蛙与蛇”图案见《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编著，宁夏人民出版社。），实质也是消灾免难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