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435（2000 ）—03—0055—06 哲姆士·布鲁斯到阿西比尼亚游历的时候，拿一幅画的鱼给一个土耳其人看，那人首先大为惊讶，不久就问“到了最后审判的日子，如果这条鱼站起来控诉你，说‘你替我造了尸体，却没有给我一个活的灵魂’，那时你准备怎样替自己辩护呢？”（注：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全书序论部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 当黑格尔如是追问“艺术的目的”的时候，面对渐逝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我们是否能够这样追问呢？显然这只是功能性命题，我只希望围绕它建构一个话语场，沿着它的价值旨向探讨所研究的精神资源、思想环境等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课题。“五四”作为一个标志和象征，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全方位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基本格局，其伟大意义的价值不言自明。我坚信：五四时代是一个青春、热情、慷慨、真诚和自豪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遗憾，人民将千秋万代纪念这个自由时代，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腐蚀别人、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不安眠。然而“五四”已成为传统，它的丰富性智慧和价值仍需不断还原，它没有沦为化石而博物馆化。作为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全面超越，它的诸多启示与其超越物一样，依然作为我们的历史逻辑支点而熠熠闪光。然而问题随之而来，究竟还原什么样的“五四”传统？ 站在21世纪的门槛之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有着浓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及附庸文化不但有强大的力量，而且它还会附着在新的文化形式中潜隐地或冒名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局限性，诸如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认识维度上，我们必须整体理解五四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显然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方面的作用，应该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我相信，所有逝去的一切都已化为我们的传统，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我们无法摆脱过去之神的影子。20世纪为我们留下了丰厚而芜杂的历史遗产，这当然不需要我们狂热地热爱它，而是因为没有这些我们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过去之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家园，却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家园，我们必须将它改造得适合我们的愿望。当传统压抑了我们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奋起打碎旧的因袭，冲出过去历史的掌心；当我们的生命力泛滥无以节制和疏导的时候，我们必须唤醒传统的精灵，以免使我们的生命力膨胀过度而终至萎缩。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的创造都是站在过去之神的肩上。或许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也比巨人看得更远，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颗成熟的活的灵魂。 世纪回眸：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关怀和价值功能 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深刻地写道： 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表面那耀眼的光彩，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卓越人物的历史细节，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已使我们熟悉了18世纪显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但是，对于处理事物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认识。（注：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 观照五四时代，尤其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存在，学术界的认识几近于此。事实上许多学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认定其为封建复古主义和专制文化的卫道士，往往着眼于其论调的一些时代性社会效果，忽略了其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这恰恰停留在五四新文化主流派的批判水平上，而新文化主流派的批判远比这种简单的判定更为尖锐深刻和丰富。如果我们从文化合力系统的视角，观测五四时代的文化论战，就有可能客观评价其二元对立互补的意义，较准确地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合理性从其时代反动性上剥离开，实现其当代价值定位，从而发掘有益于当下文化建构的精神文化资源。 鸦片战争以降，文化问题论战迭起：学校科举之争，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文言白话之争，洋务守旧之争，维新洋务之争，革命立宪之争，到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达到高潮。从1915年《新青年》派与《东方杂志》派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论战，到1927年论战焦点转移到社会性质问题为止，争辩延续十余年，论争者达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其影响深远和重大，以至我们站在21世纪门槛上的时候，对许多思想文化问题仍不免要朝花夕拾。长达十余年的东西文化论战，就其论争内容和重点的变化，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主流派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展开了东西文化异同优劣的争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进入第二阶段，论争以新旧、中西文化能否调合为中心，文化保守主义阵营除杜亚泉和《东方杂志》派，章士钊是一个风云性代表人物；第三阶段因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激烈的文化争论，主要还有“科玄论战”和学衡派对新文化主流派的有力责难。 纵观这场文化论战，人们基本上围绕三个命题展开：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三是如何建构新文化。正是在“传统文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方面有何价值功能”这一立场上，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文化主流派展开了激烈论争。因此，首先梳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主张和价值倾向，成为本文立论的客观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