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陷阱

      

      书店里翻阅科技书的读书人

      刚刚进入千禧年的第一个春天，人们便不断在各种场合听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声音：如果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人将为此后悔20年；

      正当世界各大媒体纷纷猜测美国众议员们的表决态度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以戏剧性的多数票，不无条件地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

      当欧盟贸易代表拉米在无数次穿梭于北京和欧盟总部之后，最终在北京签署了有关中国“入世”的中欧协议，镁光灯的一片闪烁仿佛照亮了中国跨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一道门槛；

      ……

      有关中国“入世”问题的各种议论、报道甚至谣传，几乎每天都在挑战着我们的神经，不仅考验着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同时也直接流露、表达了现实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焦虑、急切和欲望。

      然而，就在这种显在层面上具体体现为经济利益追求的焦虑、急切和欲望的背后，在这样一种作为社会集体的功利意志的后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思考的又将是什么？

      一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入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隐约感到的，是它所带来的更大层面的问题，乃是中国、中国人将如何可能成功地“迎接”今日世界的“全球化”。事实上，至少是对于所有经济不发达国家来说，所谓经济“入世”的过程，原本就是“全球化”话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当“整个世界同属一个集团”的经济幻景，因着不同国家和民族对“全球化”的强力追逐而迅速弥漫开来的时候，诸如中国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国家便处在了一种似乎是无法等待的迫切而复杂的状态之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讲，经济上能不能“入世”，不仅直接意味着我们能不能很快地、最大程度地融入当代世界的经济活动之中，而且意味着我们能不能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尽快实现同整个世界的政治、文化秩序的对应或一致关系。也因此，“入世”的诱惑之所以这般令人充满想象的热情、神往陶醉，当然就不仅是因为“入世”之后我们能买到比现在便宜得多得多的小汽车、外国消费品……更主要的，通过经济上的快速“入世”，在一种想象性的层面上，我们似乎已经拥有了充分的可能性去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某种肯定比现在更为优越的前景：在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生活优裕的状态中与世界共享人类和平、幸福与欢乐！？

      

      电脑信息包围着现代人

      显然，这里的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经济学的范围。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中国能不能“入世”或什么时候“入世”，而是由经济“入世”所形成的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除了某种可能的直接经济效应以外，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制约现实中国的文化实践及其价值本位？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我们关注，仍然在于“全球化”的基本情势本身。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如今已成为世界性热点话题的“全球化”问题，我们都必须相信一点：“全球化”肯定不会只是一个经济事实；“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想象运动，始终包含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权力意志，并且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内在地确定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这样的关联性目标。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种以经济行动策略来实现的新的文化整合过程，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能够在某种“普遍性”设计中，瓦解任何一种保持自身特殊努力的文化自足体，进而完成对于世界文化前景的“普遍化”构造。正因为这样，像阿兰·伯努瓦这样的西方学者才会不断地强调区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性，认为“这两个现象相互交织，但并不完全重合”。（《面向全球化》）

      当然，区分两种“全球化”在理论上固然值得尊重，但问题是，我们却始终不可能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当作两个东西截然分割开来看待。无论我们是不是愿意，“全球化”作为一种过程，总是强制着我们走入一种文化的“普遍性”之中，而这一“普遍性”构想又总是以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秩序、价值标准作为基本点，“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而遍及整个地球的西方市场的帝国主义化过程，这是一种由全球化的受害者使之内在化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是对西方经济行为的大规模模仿的结果。”（阿兰·伯努瓦语）因而，面对“全球化”，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弱势国家和民族，便也同时宿命般地面对了自身文化特殊性丧失的威胁。

      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幸的悖论：寻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努力，使我们不断走近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圈套，就像我们现在急于“入世”一样；而经济“入世”的结果，不仅是我们被经济“全球化”了，而且也同时被“纳入”或“同化”到了同一种文化秩序、结构之中。

      “后殖民”时代的文化逻辑，在经济领域以最直观的方式得到了体现。以经济“入世”为代价所获得的“全球化”认同，同时造就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