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0)03-0029-04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外学习的问题，因为现代化不是中国文化的直接产物，对中国文化来说，现代化包含许多陌生的因素，这就存在一个对外学习问题。然而，在长期学习中我们一直未能解决好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终近代之世，中国人并没有解决向西方这个‘老师’学习而又反挨其打的矛盾。”[1](367)20世纪50年代“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则给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诸多隐患。究竟应该如何对外学习？对于处于文化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是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现代化并用新的学习观反思近百年来的对外学习，进而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西学东渐运动 自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东来借学布道，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为止，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次颇具规模的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大潮，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这就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运动。科学技术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受重视。西方的科技何以能传入中国呢？这是因为明末清初正处于两个封建政权兴衰交替的时期，都需要火炮等科学技术知识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西方的科技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促使中国开始接受西学。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将欧几里德的十三卷《几何原本》中的前六卷译为中文。清朝学者明安图，把传教士杜德美介绍的割元术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人合作完成《数理精蕴》一书。然而，我们对西学的学习也仅此皮毛而已。儒家文化的封闭性、排外性使我们在这次东西文化交流中并未将对方视为平等的主体，把自己看成“天朝上国”，把传教士的东来视为“四夷来贡”。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中国不愿改进和学习。利玛窦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可和欢心，违心地修改子午线，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中央，足以说明中国当时的狂妄心态。[1](366)这种民族自大主义的文化心理决定了对西方的学习始终处于一种漫不经心的表层状态，最终导致了西方科学传入的中断。 向西方学习的浅尝辄止源于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接受活动——接受传统文化。由于“古圣先贤”所创造的传统文化是那样的辉煌灿烂和博大宏深，更强化了我们“崇古”、“敬祖”的传统。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我们将“古圣先贤”神化，对“古圣先贤”顶礼膜拜，把他们与自己之间平等的交往关系变成神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崇古的心理，必然导至将“古圣先贤”的“圣经贤传”当作教条，“述而不作”。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豪感使当时的科学家很难接受西方比自己高明的事实，于是便有“西学东源”之说的泛滥。王锡阐在《历说》中说：“《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学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知西学源本中学，非臆撰也。”戴震在《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书的提要中，更是以钦定的面目把“西学东源”说确定下来。据此宗信，当时的科学家进而认为，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西学即中国的古学，因而研究西学不如转向挖掘中国古代科学典籍。[2]由此可见，由于接受传统文化中交往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厚古薄今），衍生出学习西学中交往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崇中拒西）。不善于学习，拒绝外来文化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科技难以进入现代化的殿堂。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文明近代以前所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然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 直到鸦片战争前，“唯我独尊”、“天朝上国”的精神支柱仍然支配着国人的西洋观。西方世界及其居民被视为“蛮夷小邦”与“化外之民”。尽管中西方仍有一些有限的通商和贸易往来，那也只是建立在古已有之的“怀柔远人”德政支配下，“天朝”对“蛮夷”的某种恩赐。这种自我文化中心主义支配着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盲目排外，闭眼不看世界，拒绝了解西方，更谈不上学习借鉴。[1](282)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中断整整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运动又在神州大地再度中兴。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中国人在挨打中惊醒，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的长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就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之西学东渐主张。[3]这就是第二次“西学东渐”，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端。 第二次“西学东渐”是被迫的。当西风东来，向以“天朝自居并沉浸在古代文化辉煌成就之优越感里的中国人，突然发现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于是常处于自尊与自卑的内心冲突中。尤其是那些较早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对先进的西学既流露出钦羡，又深怀疑虑，又深恐“新学至于蔑伦纪，废孔教，而遂不可矣。”这反映了两种接受活动的矛盾冲突。接受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尖锐冲突，其实也是因为接受者没有把自己与文化创造者（古人、洋人）之间的关系看成平等的交往关系，把“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看成神与人的关系。时而神化古人，把“圣经贤传”看成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先进的西学则贬为异端邪说，“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时而把洋人神秘化，崇拜西学，食洋不化，片面移植，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完全否定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然而总的来说，神化古人的倾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当西学与中学发生冲突时，就常坚守国粹，欲与西学抗衡。由此可见，近代学习西方，表面上取西，内里实更排斥，终演为淮桔为枳之结果。但学习西方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看重的只是西洋人的长技，提倡学习的只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主导方面则是围绕传统文化拒斥西方文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虽然提倡向西方学习，但他认为在总体上，融儒佛道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的近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