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理论作为适应后工业文明阶段的企业管理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科学管理对员工视为“经济人”假设的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行为科学对“社会人”假设的局限性。企业文化理论视企业是一个人格化的有机体，是载有文化符号、文化信息的“文化人”的集合。企业文化理论的出现并盛行起来，其背后的经济原因，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美国企业面临严重危机，日本许多产品尤其节油小轿车相继打入美国市场。当时一个相当长的近20年的期间，处于经济霸主地位、管理理论屡有建树的美国企业，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战后才发展起来的日本企业相比，显得节节败退，各种产品市场的竞争也屡战屡败，“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当时也大有输给日本之势，日本经济大有购并整个美国的态势，当时日本企业的生产增长率是美国的四倍。连当时任里根政府商务部副部长助理克莱德·普雷斯托茨也惊呼：“美国时代已经结束了。本世纪发生的最大事件是日本以超级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日本当年的经济奇迹，使人们开始致力于日美经济发展差异的比较。人们比较趋同的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传统文化，日本竞争力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方面。美国和日本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而不是技术与具体的管理方法。 20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应声骤跌，整个90年代的停滞态势，使人们对企业文化所起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分析，其中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即东亚模式缺少创新动机和动力。本文认为这恰恰是企业文化需要再创新的根本原因。 一、20世纪企业文化包括工业文化理论是工业经济的客观产物，是把企业视为只是为所有者创造利润和财富的工具，员工没有企业“公民权”，只有企业“职员权” 从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算起，企业文化由隐至显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古典管理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理论特点是把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着眼于提高企业内部劳动生产率，标志着管理科学的诞生，由经验管理转向科学管理。此时的企业文化隐含在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管理过程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无视人的能动作用，将人看作整个物的生产体系的一个部分，主张对人的管理都用量化的、标准化的理性办法加以解决。这个时期的企业劳动对工人而言，是毫无乐趣的苦役。人在企业中犹如一部机器或一个零件。所以，这个时期的企业文化可概括为“机器文化”。 以梅奥的霍桑试验为标志，管理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阶段（20世纪30年代——60年代），该理论的特点在于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以及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着眼点在于调节人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该理论在人的假设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从单纯的“经济人”转向复杂的“社会人”，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的管理理论，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卢因的团体行为理论和布莱克的组织行为理论，都共同把企业文化隐藏在人是类似小白鼠试验中的“刺激—反应”模式中，人的行为本身的结果也是一种刺激。“社会人”是可操作的，具有可塑性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对企业员工的认识由死物般的机器一部分，发展到员工是不具有权利的可调教的“小白鼠”式的企业“活物”。内化在这些理论中的企业文化，把人视为被调控对象，而各种刺激要素如“保健”与“激励”则是由企业用来调教员工“白鼠”的“黑豆”。所以，这个时期的企业文化可简要为“白鼠文化”。 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主流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其特点是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研究管理学，形成众多理论学派，主要有：西蒙的决策理论、德鲁克的经验主义理论、孔茨的管理过程理论、卢丹斯的权变理论以及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和马克兰特的管理科学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着眼于实现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决策、管理组织的进一步现代化。指导这些理论的企业文化是以生存、发展为目的“适应文化”。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管理理论新发展，是对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管理进行有益的探索，出现了四大理论：波得斯等人的非理性主义理论、安索夫等人的战略管理理论以及哈默等人的企业再造理论和萨维奇的第五代管理理论。这些理论是以更高的管理境界和管理方式来适应知识经济对管理的要求，以提高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管理理论区别以往的管理理论的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性管理模式或文化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与以物本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模式划清界限。这个时期的企业文化是以培养企业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建立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为最终目的。 二、21世纪企业文化是知识经济成熟的客观产物，企业文化的核心将是公民意识，雇主企业将转变为公民企业 知识经济是知识社会中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产生的条件需要很多，首要是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一方面造就了知识经济赖以运行的物质技术的基础；另一方面因为物质资源大量消耗的工业模式实在难以为继了，环境破坏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等方面的活动，如何在不增加或减少物耗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规模和效益，就成了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经济成为最迫切的需要。知识经济意味着把物质生产提高到空前的高层次。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企业文化，这需要企业文化理论的创新。知识经济时代，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学的问题，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涉及到企业文化创新。李铁映同志在《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经验一再证明，落后国家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知识，更缺乏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自然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也取决于制度创新、文化适应、知识管理、社会组织等能力，或者说，也取决于社会是否具有更高的创新激励机制和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