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310(2000)02-0013-07 1 佛教文化的传入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代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后，西域各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但是，佛教传入内地的最初年代，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了。有关的传说很多，其中下面两种说法比较可信。 在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曾引用曹魏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内容，其中有关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大月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大夏，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播佛教，大概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种当是“白马驮经”的传说。根据有关典籍的记载（如《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汉明帝曾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所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于是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等使者，西行求法，在大月氏抄回佛经42章，于永平十年（67年）遇见僧人攝摩腾、竺法兰，两人接受蔡愔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成为我国最早的佛寺。这一说法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相当广泛，可信程度也比较高。 其实，佛教的正式输入，当在汉末桓灵之际。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传习佛教经典和教法的先驱、西域人安世高和支娄迦纖xiān）来华，他们在洛阳译出了《阿含部》和《般若部》教典，同时传播禅定法。魏晋以后，佛教的广泛流传，直接渗透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学术领域，对我国传统文化起了转关的作用。从此，鸠摩罗什、佛驮跋跎罗、昙无纖等的东来，法显、玄奘、义净等的西去，在中印文化史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2 语言是研究文化的一把钥匙 佛教自从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佛典翻译，僧人们日趋众多，加之寺院修建的普及，就以前所未有的新奇形式和内容，在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的社会里发展起来。 苏渊雷先生说；“不论哪一种文化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就必然向外流转。”又说：“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要在同本国情况较适应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得以植根、生长、演化。”[1](P38)佛教作为一个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已在中土深深植根、结果。乃至佛教在印度本土从7世纪起历遭法难而至11世纪惨绝之时，中国已成为国际上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现象的移植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东土的结果：中国佛教化。 佛教，它本属于完全不同质素的语言文化系统，历经两千年漫长岁月，经过探索、依附、冲撞、改造、适应、融合的种种阶段，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语言是研究文化的一把钥匙。佛教东渐来到中土，在中国传播逾两千年的岁月中，既然已与汉文化相融合，并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自然与汉文化的载体——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研究佛教文化对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语言、语汇和语法等几个方面，其中语汇和语法方面变化尤为明显。为此，本文将着重论述这两方面的变化。 3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汉语的发展 究竟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人们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却难以得到一个公认的提法。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同的场合“文化”的适用度均不相同。资料表明，中外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260多种。我国的学者简要地概括为八个字：文化，即自然的人化。 语言是一种文化形态，这已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共识。语言和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没有关于语言起源的记载，但是，关于文字产生的传说却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例如： 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汉学堂丛书·春秋纬元命苞》）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韩非子·五蠹》） 以上几种传说把苍颉描绘成一个能体现神意的杰出人物，文字是神意传授给苍颉后产生的。 由此我们认识到，语言从一开始就同文化结下了密不可分的缘分。它也充分证明，人类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