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文化与青年心理 第一个使用“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一说法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嗣后又有人将其称为“反文化”、“新文化”等，以示青年文化偏离、排斥、对抗“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的总体态势。 “青年文化”作为以青年期这一年龄段为界说而划分出的亚文化，其本源性的依据在于这一人生发展阶段的生理、心理特点。容格将青年期称为人生的“二元阶段”，认为如果要从青年期林林总总的问题中归纳出一些共同的、基本的要素，那么在所有的例子中都可以发现青年人对于童年意识水平的多多少少的明显坚持，以及对于侵入自己生活的陌生的东西的反抗。但是青年人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这些陌生东西的侵入乃是心理取得扩展、人生发生转变的必然而又必要的过程，它是摆脱束缚、预示发展、面向未来的，因此尽管他反抗和抵制，但还是不得不把这些陌生的东西作为异己的“又一个我”接受下来，“这些现象中有某种惰性，即，坚持早期状态”，但同时“个体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承认并接受那些自己感到陌生，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把它们当作‘又一个我’”（注：荣格：《人生的各阶段》，见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55页，华夏出版社，1987。）。这就构成了“反抗／接受”的二元格局，也就使得青年期充满了矛盾，时时为紧张和焦虑所困扰。格式塔心理学家K.勒温则将青年人称为“边缘人”(Marginal Man)，指出其特点是缺乏安定感，容易神经过敏和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常常靠自己的文化来对抗成年人的主流文化，以取得某种安定感。 处于种种充满矛盾冲突的“二元阶段”，作为游离于中心世界、主流世界之外的“边缘人”，青年人在社会心理方面又表现出对自我和社会的高度关心、对异性兴趣的增加和对父母的反抗性（注：井上惠子等《现代社会心理》，291页，群众出版社，1981。）。在这些社会心理特点中，恰恰可以寻绎出“青年文化”的种种特质，同时找到考察当代审美文化的又一视角。 国外有一位学者说过：“什么是青年文化？青年文化就是流行歌曲，就是摇滚乐。”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显然不是在学理上给青年文化下一个准确周延的定义。青年文化除了流行歌曲和摇滚乐之外，还包括迪斯科、霹雳舞、摇滚乐、卡拉OK、时装表演、武侠电影、言情小说、文化衫、婚纱摄影、西式快餐、贺卡、鲜花礼仪等，但是说流行歌曲和摇滚乐在青年文化中特别具有代表性，则是不争之论。为此这里我们即以摇滚乐为例对青年文化作出分析。 二、政治热情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除了各国政坛衮衮诸公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操纵着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之外，还有一支备受世人瞩目的力量时时粉墨登场、大声疾呼，对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种重大事件作出快速的、强烈的反应，四射出炽热的政治热力和道德光彩，其情其景着实让人为之动容、为之赞叹，那就是摇滚乐。自60年代以来，大凡地球上发生战争、暴力、饥荒、疾病、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等不幸事件，紧随其后都能看到摇滚青年在紧急行动，听到在各大洲四处轰鸣的摇滚节奏。至今人们不会忘记1985年初以一曲《天下一家》为主题曲的“美国声援非洲”大型摇滚乐义演，美国的顶尖摇滚红星几乎倾巢出动，演唱会所获得的捐助以及后来唱片的销售所得达数千万美元，全部用于援助非洲和美国本土的穷人。令世人有口皆碑的还有摇滚巨星们为反对越战、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反对核试验、反对破坏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演出，以及为癌症和艾滋病患者、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受害者而进行的义演义卖。和平、进步、自由、平等、博爱，是这些政治性摇滚演出的主旋律，一代青年摇滚歌手试图以这些正面性的理念唤醒世人的良知和道义，进而改变格局，扭转历史进程。即便凭他们的胼手胝足、奔走呼号未必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起码也能对世人起到唤醒和警示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行动使得各国政要对其赞誉有加。 摇滚乐上述行为充分表明了青年文化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对此摇滚歌手们并不乏自觉意识，许多摇滚歌手都认定政治是摇滚乐的起点。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热情来自青年人的本性，有其社会心理依据。青年问题专家指出：“青年阶段……从政治上看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青年人努力向成年过渡，不断增加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并逐步形成自己基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终身不变。”（注：R.布朗加特：《80年代的青少年问题与政治》，见《国外青少年价值观》，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然而一旦青年文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外倾冲动与实际生活进程相结合，便获致了非常具体的内涵。 对西方现代青年文化产生影响的首先是西方现代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然而一度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则是马尔库塞的批判哲学。马氏的理论曾被称为“青年造反哲学”。马氏的理论前后并不一致，它对青年文化的态度有转变、有发展，然而恰恰是这前后互异互续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影响了西方青年文化之特质的铸成。马尔库塞在出版于1964年的《单面人》一书中指出，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在技术理性和市场权力的主宰之下，正在泯灭对抗、批判和超越的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显示出被主导力量同化的势头，整个社会正在从兼具否定与肯定的“双面社会”变成只有肯定的“单面社会”，一切都在为既定现实进行辩护和论证。而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对此现实持“绝对拒绝”的态度，希望在于那些下层民众，也包括社会青年和青年学生。他指出，唯有这些人的对抗才是革命性的。这一理论对60年代末震撼整个西方社会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深刻的导向作用。然而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一书中对于大众化的青年文化并不抱赞成态度，认为它也是被“单面社会”所同化的，但是到了1969年出版的《论解放》，在经历了急风暴雨式的学生运动的洗礼之后，马尔库塞开始对以摇滚乐为代表的青年文化换了一种眼光，认为应该充分肯定青年文化的政治意义，将其作为新颖的维度接纳到批判理论中来，他说：“审美对政治的入侵……表现在不妥协的青年人身上。在青年人那里，对日常意义的颠倒，被推到公开对抗的程度，……同样，还表现在抗议歌声中的爱欲挑战、披头士的长发给人的感受以及通过形体卫生来使肉体洁净的做法。”正是这个意义上，他断言“美学将成为一门社会的政治科学”（注：马尔库塞：《论解放》，《审美之维》，117、125页，三联书店，1989。）。马氏此论可能是一个著名思想家对于被一帮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视为生命中的生命的摇滚乐的第一次正经八百的哲学论证，而且是作了热情似火的高度褒扬，其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起码为这种愤世嫉俗的青年文化提供了某种理念、说法和口实，哪怕是为其狂放不羁的践行者输入了几分自信、几分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