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及其整顿、改进高等教育的行政措施,并对其成就与不足做了简要的评价。 关键词 抗战建国 高等教育 “战时须作平时看” 内迁 整顿 改进 目前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高等教育状况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笔者根据现有资料撰成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 战时教育方针的确定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因此陷入严重的危机中,这种危机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外在的危机是由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机构的蓄意摧残造成的。随着战争的爆发与漫延,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败,教育发达的平、津、京、沪一带相继沦陷,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因此受到极大的破坏。到1938年10月,全国108所大专院校中被轰炸的共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暂时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师由战前的7560人减为5657人,职员由4290人减为2966人,学生由41922人减为3118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①至于广大师生多年辛苦积累的珍贵资料,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国难当头,许多热血学生纷纷弃笔从戎,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教育界一些人士也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完全改弦更张,高中及大专院校予以停办,以使师生员工可以应征入伍。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这种呼声更为强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这些学生和人士的爱国热情难能可贵。但若如此下去,我国本来就很不发达的高等教育就会中断。此即当时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内部危机。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权衡利弊,认为抗战既属长久,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我们抗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这无疑需要培养大批的人才。而我国大学生比例当时只占国民总数的万分之一,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差甚远。因此,“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况且就当时兵源而论,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发此类大学生之必要。基于以上分析,国民政府遂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学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②1938年1月,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后,发表《告青年书》,再次肯定了这个方针,昭告爱国青年有志从军者,政府可加安置,其大部分愿意留学校者,应遵从规定,接受正规教育与适应战时需要的特别训练。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国策,其中正式制定了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战时教育方针。为了保证战时教育方针的实施,这次大会还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规定了发展战时教育的具体政策。 由于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其为教育界人士所接受和遵行,全国青年亦能各依其志愿决定前途而情绪归于稳定,中国高等教育遂消除了内部危机,得以按部就班正常发展。 二 高等院校的内迁和整顿 日本侵占及轰炸中国高等学府是蓄意的,且具有摧残中国抗战意识和潜力的战略意图。中国政府为了培元固本,实行了抗战与建国并重的政策,所以大专院校迁离战区到安全的内地继续上课就势在必行。当时迁移范围有三种,除部分教会及私立大专院校仍留在沦陷区外,一部分迁入上海租界及港澳,一部分在原省区内迁移,大部分则迁至后方。1937年到1938年10月,是国统区学校向大后方迁移的时期。在此期间,向大后方迁移的高等学校有37所③。这些学校中有一迁再迁,甚至多次迁移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三院校先迁设西安,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后南迁陕南的城固县城,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与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此外,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至陪都重庆,武汉大学迁至四川嘉定,东北大学迁至四川三台,金陵大学迁至四川成都,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济南大学迁至云南昆明,等等。在战争年代,交通极为不便,加上敌机狂轰滥炸,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以及若干吨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的搬迁,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广大师生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闯过重重难关,硬是坚持将学校迁到了目的地,从而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实力和祖国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战前中国高等院校密布于少数地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曾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因此,国民政府决定趁搬迁之机对高校进行必要整顿。整顿的原则一为公立学校由教育部督理,以利统一教育政策的推行;一为大学为国家兴办,学院及专科学校由地方兴办。整顿的重点在于联合、合并及新设三种方式,约有20%的大专院校进行了联合或合并。取联合方式的以西南联大为著,取合并方式的以西北联大为著,而新设的学校则以农、工、医等类为主。为减少战前院系的重叠现象,1939年教育部严格规定;凡有3个学院以上者始得为大学,且其中必须有一院是理、农、工、商或医学院,否则只能为单独的学院。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在上海租界与香港办理的各校乃至在沦陷区苟延残喘的教会大学都已停闭,其中一部分学校迁至后方,复校续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