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十分重视教育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国内一片焦土，百废待兴。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仍拨出大笔资金，在风景秀丽的列宁山上建造了气势宏伟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几十年过去了，这座三十几层的大楼仍然屹立在那里，不过，俄罗斯的教育却在风雨沧桑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从“爱滋病”说起 这里说的“爱滋病”同人们谈虎色变的顽症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俄罗斯教育改革时大学里曾经开设的一门课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罗斯许多高等院校取消了联共党史等阶级性较强的课程，把它们合并为一门综合的课程。也是无巧不成书，这门课程俄文字母的缩写正好就是俄语中“爱滋病”一词，一时间“爱滋病”课在大学生中传为笑谈。 苏联解体的前后，正是俄罗斯教育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是基础学科。旧的体系被完全打破，教学大纲被完全废除，过去出版的教材也几乎全部作废，而新的东西却因教育界观点各异，难以统一而迟迟不能出台。面对社会的飞速变化，教师们一片茫然，无所适从。于是乎，教师们各显其能，纷纷把西方的东西完完全全地搬过来。 1992年，俄联邦通过了《教育法》，这一混乱局面方略有改观。对青年进行人道主义教育、优先培养人的个性、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实行自由与多元化教育等成为俄教育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三十年代开始，苏联就把研究尖端技术的科研教学机构封闭起来，形成相对独立的王国——科学城。外人要想涉足航空、核物理、宇航、精密仪器制造、微电子等领域比登天还难。目前这些神秘的学科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对外界开放，并改变了其服务方向，直接同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科学城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国家控制变成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实体。 社会办学各显其能 国家财政是俄罗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国家优先保证生产工艺学、新型材料、环境、生物、能源、宇航、交通、通讯等学科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拨款越来越少，难以满足需要。目前，教育经费只占联邦预算的2.6%。 近年来，对教育的非国家性拨款越来越多，动员社会力量办学已成为一种潮流。 俄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如俄基础学科研究基金会、工艺发展基金会、青年学者基金会、区域科技设计基金会等等。无论是科研组织，还是学者个人都可以到基金会申请基金，以便开展科研工作。 近年来，私立学校也越来越多，这些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教学大纲进行教育。国家也鼓励各类形式学校的发展。 校园里买卖真兴隆 在俄罗斯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有一块二三平方米的黑板，原来是团委和学生会出板报用的，后来却成了广告栏。在商品极其匮乏的时期，这一小角变成了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学生们通过这一块小黑板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既方便又快捷。 后来，这一块小黑板的面积显然不够用了，学生们便把启事贴在墙上，一夜之间，整个一面墙被各种各样的小纸条占领。再后来，纸条又在其他墙上出现，大有覆盖一层楼之势。启事上推出的物品小到鞋、帽、香烟，大到冰箱、彩电、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学生的经商热在此可略见一斑。 俄罗斯学生中出现经商热的主要原因是助学金太低，许多学生无法靠这笔微不足道的钱维持生计。据统计，在莫斯科的170万青年中，大学生占25万，其中3／4的学生勉强度日，80%的人靠家长资助。许多不愿打工的学生被迫降低生活标准，把一日三餐减为两餐，甚至有人为了生存被迫卖血。 经商潮也波及到中学，在莫斯科的地铁和车站旁，常有一些中途辍学的中学生摆摊，卖的东西一律是进口货——多是从一些专门营销水货的小公司中趸来的。 许多俄罗斯大学生把出国看成是赚大钱的最有效途径。多数学生表示，只要条件具备，他们时刻准备出国打工。 博士啊博士 几十年来，苏联的学位制度自成体系。大学一般是5年制，相当于西方的硕士；副博士3年，相当于西方的博士；而苏联的博士一般要从事几十年的教学科研工作，已出版至少一二本学术专著和大量论文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才能取得。所以，取得苏联博士学位的人一般年龄都在50-60岁之间。在全苏范围内，只有少数几所知名学府有权接受博士论文答辩。 我在莫斯科学习的四年间，教研室曾接受两名申请博士学位答辩的教师，一位是蒙古人，一位是俄罗斯人，年龄均在50岁以上。结果均在走上答辩席之前论文就被枪毙了。那位蒙古学者先后两次专程来莫斯科大学答辩，临行前他悲观地说：“这辈子恐怕难拿到苏联的博士学位了。”另一位俄罗斯人在第一次预答辩未获通过后，还未来得及申请第二次答辩便与世长辞了。 近年来，俄罗斯致力于学位制度的改革，以同西方国家接轨。从1992年开始，许多学校过渡到多层次的学位结构。本科一般为4年，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有条件的可以继续攻读研究生。一些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后也可以不经工作而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看来，苏联博士也开始走下神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