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70年代以来，整个教育事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互为补充的发展趋势，即国际化趋势和民族化趋势。许多发达国家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强调保持其教育的民族性；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因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一度陷入窘境的发展中国家，都把教育的民族化作为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同时也十分注重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80年代以来，我国高教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也给予高度关注，并为探求国际化的途径与模式作了理论的和战略对策上的种种努力。但是，相形之下，对高等教育民族化似乎并未给予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开展高等教育民族化与国际化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既顺应国际化趋势、面向世界高度开放，又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仅就高等教育民族化的必要性及其与国际化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一、高等教育民族化具有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 高等教育民族化概念的内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笔者根据一些国家在实现高等教育民族化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国外学者的有关论述，认为基本内容是指：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学术交流中，要以本国国情和民族特性为基点，以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为目标，对外来文化进行精心的鉴别、选择和改造，使其与本土文化的优良因素相交融，形成既有时代特点又有本国特色、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制度。高等教育民族化现象是伴随着波及世界各国的社会现代化及经济、科技、教育国际化潮流产生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所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某种程度成功的国家无一不在对外开放、引进别国文化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民族化工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的。 首先，高等教育民族化是教育现代化模式受国情制约这一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显示出一些共同的特征，而且也正是这些特征使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日益具有国际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都要按照同样的模式发展，更不意味着各国高等教育会完全“趋同”。因为每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实践都是在特定的空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国情要素的制约。国情是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构成了后者发展的约束条件。它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有着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不论何种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必定要经历一个与本国的各种国情要素相互交融、对接、调适的民族化过程，才能深深扎根民族的土壤之中而充满生机与活力。 其次，高等教育民族化是巩固和发展民族成员特别是其中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民族意识的需要。所谓民族意识主要是指民族的自尊、自主、自信意识，民族归属感和使命感以及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声誉，为了民族的兴旺发达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族意识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源泉，而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历来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间经济、科技、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高级专门人才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而现代化水平不同的国家在生活质量、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的今天，它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人才流失与现代化进程缓慢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民族凝聚力松散、弱化不无关系。而民族意识淡漠、凝聚力减弱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国家简单移植别国教育现代化理论和方法而未进行有效的民族化工作。因此，如何使教育起到强化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从而扭转人才流失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局面，是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难题之一。许多有识之士都把教育的民族化视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战略性对策。事实上，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教育的基本功能，而巩固和强化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则是其高等教育责无旁贷的使命。因此，高等教育民族化既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履行其社会职能所使然。 再次，高等教育民族化是民族成员的身心发展受民族特性的制约这一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各民族个体身心发展，既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又因地理、气候、饮食营养、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传统等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在身体形态发育、情感过程、思维方式、人格特征及社会化过程等方面表现出种族或民族差异。任何民族的教育都必须符合其成员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构建教育理论，尤其是引进外来的理论和方法，若不研究本民族成员身心发展的民族特征，显然是难以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并取得良好效果的。这本是稍有教育学知识的人都懂得而且也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原理。然而，由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学术交流上的不平等和后者对前者学术依赖性的存在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术和实践活动中，不考虑民族特性、简单移植和套用外国教育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美国的一位华裔心理学教授曾批评过我国教育界存在的这种弊端：“当传统的智力测验已经因为种族、文化的差异而饱受攻击时，我们的中小学却大量的翻印这些量表来测验学生”；“我们用比奈量表、韦氏儿童（或成人）测验及瑞文氏测验来测量中国儿童或成人的智力，我们修定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来勾画中国人的人格轮廓。”他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在用西方学者的“文化眼镜”去观测“中国心”，去塑造“中国人”，其结果只能是“镜花水月”。正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立符合中国人民族特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