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至6月，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与民革、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台盟和致公党等7个民主党派的北京市委员会，联合组织了北京高校教师队伍状况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29所院校的1088位不同年龄层次教师的调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中青年教师骨干流失严重，学术带头人断层，教师队伍的全面素质有待提高。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师待遇仍然偏低，教育改革力度不够。 面对此种状况，委员们深感忧虑。前不久，北京市政协八届20次常委会讨论了这个报告。他们认为，在世纪之交和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尤为重要。为此，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增加教育投入 提高教师待遇 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北大物理系教授章立源建议：各级领导都要在认识上确立、行动上落实教育为本的优先战略地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90美元，按理说教育拨款应占GNP的4.2%，但近些年来却连3%都达不到。这场“切蛋糕”之争已争了十几年。他建议研究一下各国各时期的有关数字，结合我国国情，把“切蛋糕”比例好好落实一下。几乎所有发言的委员都认为，重视教育，贵在落实。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胡东成教授说，以香港为例，大学教授的工资一般为平均工资的十多倍。正是由于大学教授成为受人尊敬、羡慕、享有高待遇的职业，吸引了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名牌大学高层次人才纷至沓来，教师队伍迅速发展且具凝聚力。而我们这里，大学教授的收入大约不到工薪阶层平均收入的2倍，更不用说远低于外企或公司的收入水平了。这种状况又如何稳定教师队伍！ 深化教育改革 提高办学效益 北京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朱维究教授说，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需要靠体制改革，实现《纲要》要求的“高等教育逐步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体制”和“逐步扩大省级政府的教育决策权和统筹权”，是北京市政府必须提上日程的首都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她建议，由主管市长牵头，以解决北京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为突破口，从理顺关系、加大教育投入入手，逐步解决教师队伍稳定的物质基础，从而探索扩大北京市在北京地区的高教决策权和统筹权的途径，建立以北京市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 农工党北京市委常委章怡学提出优化人员结构、提高办学效益的建议。这是鉴于在调查中发现，首都高校师生比过高，为1:7左右，而员生比更高，为1:2至1:3左右，也就是说，后勤行政人员与教师的比例大大超过国外，教师仅占教职工总数的37.8%！而且专任教师数量近几年呈下降趋势，职工行政人数却逐年递增。这种结构布局，影响了本来就少的教育经费的集中使用。后勤行政人员的过度膨胀，造成教师在新的高校利益分配格局中份额的减少。有的学校将教学、科研单位作为创收单位，而机关、后勤为非创收单位，创收单位必须将创收所得相当部分上交学校以补贴非创收单位人员。北京化工大学张常群教授反映，教师在高校内部地位很低，应有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力未得到保护。由于教师在教代会中是少数，因此在涉及教师利益分配的住房、调资、甚至职评上，都形成了先后勤行政、后教学科研的局面。为此他们建议，对过分庞大的后勤行政人员严格压缩、“严进宽出”，消肿去瘀，逐步使后勤社会化，提高师生比和员生比；切实使《教师法》赋予教师的民主管理权力得以实现。 对教学和基础课实行保护政策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北医大一院教授刘世琬说，由于某些政策的失衡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青年教师中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这也是造成当前高校教学质量滑坡的一个因素。章立源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对基础课实行保护。青年教师不愿教基础课，中老年提了教授就宣布不教基础课，否则似乎降低了身份。为此他建议：在职评上，应有向基础课教师倾斜的补充条款而且一定要执行；对基础课教师的工资待遇应由国家（包括地方政府）政策保护免除其创收压力；对基础课教师退休年龄应适当放宽以解决基础课师资断层；优先解决基础课教师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