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先生早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先后出任南京东南大学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校长、天津北洋大学校长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解放后曾任北京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积累了丰富的高等教育经验。他早在20年代发表的《工程教育之研究》一文影响极其广泛，其后，《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等专论又相继问世，真知灼见蕴纳其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高等教育观。 一 茅以升生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接受落后的中国式教育，以后负笈美国攻读工程学，留学期间考察和研究了美英法德诸国的高等教育，回国后又投身于中国高等教育，曾几次任大学校长，因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有比别人更深切的感受。他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包括学制、招生、入学、实习、考试、教学、学分、毕业和就业等，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时间上、空间上、精神上、物质上都受重重叠叠的束缚”，“改良了五十年，至今还未有灵魂，连躯壳都显得模糊，”①“无法创造人人发展的机会”②，亦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增进大众的享受和把真理应用到人类必需的事物上去”③。他指出，“全中国最需要解放的事业，恐怕教育是比较迫切的”。④改变高等教育既成状况，必须首先唤起人们正视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他深刻地指出，高等教育众多问题的致因可以归结为“处处以西法为原则，未能适合国情以求实效”。⑤在他看来，完全模仿既失去借鉴的意义，又造成高等教育的落后。 茅以升高等教育思想正是形成于他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批判。本世纪20年代，我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诞生不久，缺少自己独具特点的思想、制度和方法。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一时被视为理想模式而加以模仿。茅以升率先提出“实情”，反对搬用西方经验。他的这一早在20年代提出的观点，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岁月，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提及的是，茅以升并非主张全盘否定国外高等教育经验。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都必须为本国的建设服务，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他说：“英国实业隆盛，故高等教育以实用为主”⑥；“法国富于研究科学之精神，与英国之实用有别”；“德国高等教育彪炳一时，自动研究之精神尤受提倡”；所有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各有其精髓及目的，因国情之不同，自难求一律。”⑦他指出，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我国通行者相去甚远”，因此，不应该“冒昧模仿”。⑧他告诉人们，“各国高等教育亦有共同的特点”，⑨“倘能参合国情，酌量采用，”⑩即加以合理的借鉴，一定能够获得启发，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他强调，“参合国情，酌量采用”是“当今教育家之专职。”(11)他亲为榜样，在全面批判一味模仿的同时，推荐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值得借鉴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例如，他指出，威斯康星大学的“分职教育法”和康乃尔大学的“混合教育法”各有特点，桑代克的招生测验准确性高，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方面。就此而论，茅以升的批判具有丰富的建设性。 二 批判是为了建设，这是茅以升批判当时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革去旧的，必须要有新的来代替。”(12)为此，茅以升提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加以释阐发挥和完善，并始终为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将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称之为“教育的解放”。 剖析茅以升“教育的解放”理想和实践，可以发现蕴含于其中的三层意思。 第一，解放学生个人。早在担任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时，茅以升就高度重视学生作为人的特性，呼吁高等教育界和整个社会从招生、教育、毕业和就业多方面尊重、关心和帮助学生，促进他们的发展。任职院长后，他着手教学改革，创造“学生考先生”的方法，即由学生提问题，老师回答，用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这种方法集思广益，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思维活力，实践证明具有良好的效果。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先生对此曾经说过：“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学上的一个先例，值得我们推广。”(13) 解放学生个人，一方面要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另一方面应该改革旧的教学制度，为学生的发展创造理想的环境。茅以升指出：“旧的高等教育机构是集中读书的地方。在这里，生活是为了教学，时间可以统一支配。这种学校形式地造就人才就象工厂形式地大批生产一样，用同样的原料，经过同样的工序，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他说，“这种不分地域、不问时代，都用这样机械的流水作业法”，完全是“以人作物，树人不如树本”。茅以升提出“因材施教”，主张“学习计划根据生产需要和个人条件，按月按年，逐步实现，以期达到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的具体要求”。他接着要求，“每人进步，不作统一规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14)茅以升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方向问题。要真正做到尊重学生个人和多方面发展他们的个性，就必须进行教学制度的改革，这已成为共识。茅以升于半个多世纪前提出这样的命题，并指出了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教授和大学校长的远见卓识。 第二，“实业界与教育界沟通，互明彼此需要”，解放高等教育与实业的关系。茅以升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是理论与实践、通才与专才、科学与生产、教育与社会均脱节。要克服高等教育的这些弊端，关键是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就必须合理设置课程。 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样设置课程，这一问题在建国前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讨论。茅以升认为，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枢纽。他主张，中国高等教育应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实际的生产能力配合”，“要与生产配合，随生产专业化的发展，”(15)设置适应生产需要的课程。他反对模仿美国，“不论外面生产情况如何，总是保持‘古典式的老套’，至多不过添些课程而已。”他提出一整套的课程计划，即“习而学”的高等教育(16)，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习而学”的问题。他认为，“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应是一种理论中有实践和实践中有理论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精神是强化教育中的实践锻炼，借助实践锻炼学习理论。他系统地论述了贯彻这种计划的实际程序：①新生第一学年先行实习半年，后在学校学习半年理论。②第二学年前半年先在学校学习半年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的课程，后在实际生产的现场实习半年。③第三学年前半年在学校学习较为基本的理论课程，后半年在生产现场学习较为复杂的实际工作。④第四学年全年在校学习，攻读基本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