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超过1500万的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经济发达，1988年人均产值为1.44万美元，居世界第17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每十万人口中，有大学生2577人，在劳动力中已获学士学位者占6.9%。澳大利亚的教育主权在各州，中小学教育经费主要由州政府承担，高等教育经费则以联邦政府为主，各州政府分担。对大学生的资助政策由联邦政府制定并出资，由联邦、州及高校共同实施。二战以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曾多次改革其资助政策，本文则将集中探讨评析1988年的改革，以及在此次改革中形成的现行政策。 一、改革的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1988年的高校收费和学生资助政策改革始于1987年。针对公众普遍关注和存在已久的高等教育财政问题，当时的就业、教育和训练部长(J.S.Dawkins)提议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作专门研究并向政府提供改革方案。于是，就产生了以经济学家为主、有社会学家和教育专家参加的“高等教育财政委员会”。委员会由伍兰(N.K.Wran)担任主席，因此委员会又被称之为“伍兰委员会”，此次改革也被称为“伍兰改革”。在此之前，政府多次调整改革学生的资助政策，包括“收学费加助学金”(1964)，“免费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1971)，免交学费，但每个学生需交263澳元入学管理费(1986)。然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仍然受到三大问题的困扰。笔者认为这三大问题也正是1988年改革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这是公众最关注也是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具体地说，就是高等教育由谁享受？由谁获益？由谁支付？ 在“高等教育由谁享受”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学者威廉姆斯的统计表明：在八十年代前期的19岁大学生中，出身于专业人员家庭的学生占43%，而出身于非熟练工人家庭的学生仅占9%(T.Williams，1987)。澳大利亚就业、教育与训练部的调查统计也表明类似情况：父亲从事专业工作的占37%，从事经理工作的占26%，从事白领职员工作的占14%，从事体力劳动的占23%。但是在当年的劳动力结构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仅占17%，经理工作的占15%，白领职员占13%，而体力劳动者要占55%(D.E.E.T.1987)，很显然，在澳大利亚政府按照“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几次改革高校收费和学生资助政策以后，高等教育仍然主要由社会中上层阶级家庭及其子女享受，在高校入学方面体力劳动者子女、贫困家庭子女仍然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 在“由谁获益”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学者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受益者有三个方面：“社会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受益者”；“产业界通过招用大学毕业生作劳动力而成为重要的受益者”；“学生，即高等教育的享用者，是高等教育主要的直接的受益者”。“有相当大部分的私人教育回报都由他们获取了”。 大学毕业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以下几方面获得经济利益：①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优越的地位和工作。②他们一生的收入远高于其他人，因为他们的起点工资接近和达到全国的平均工资（1988年为2100澳元）；他们在25--26岁时的平均工资已高于其他人30几岁时的工资；他们一生的工资收入总数约比其他人高20%左右(Wran,1988)。③他们较容易转换工作，失业率低于其他人。1987年的政府统计表明，当时大学生毕业的劳动者的失业率为3.6%，而其他劳动者为9.1%；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失业期为37周，其他人则长于47周。 在“由谁支付”的问题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会和澳大利亚政府的调查统计也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即广大纳税人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承担者、支付者。联邦政府用税收获得的公共资金，向高等院校提供占高校总收入的87%拨款，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学生支付学费。这就造成了二个不公平问题。一是“纳税人中大部分是收入较低者，他们承担着大部分高等教育经费，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又无子女上大学”。他们巨大的投入并未带来直接的回报和收益。正如“伍兰委员会”报告所说：“他们所得的只是似有价值却难以捉摸的利益”。二是大学生不仅在校期间享用了高等教育，而且在离校后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收益，但是他们却不支付学费，不承担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不管从“投入——收益”还是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看，直接获益者无投入、高教经费完全由政府即纳税人负担的做法，都是不公平的。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不胜负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或向学生提供无偿资助的政策，不仅导致社会不公，而且使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迅速增加，使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财政开支失衡，使政府难以维持，也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限制。1975年澳大利亚高教经费为24.97亿澳元，经常开支为19.34亿澳元，基建设备发展费5.62亿澳元。1987年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的澳大利亚政府仍克服困难，拨出高教经费25.83亿澳元。但由于学生人数的上升，学生全部免学费，还有一部分获得生活津贴，经常性开支跃上23.62亿澳元，占总经费的90%，使基建设备发展费降到2.21亿澳元。同时澳大利亚大学生的人均经费也超过了1万澳元，超过欧美许多国家，降低了政府高教投资效益。高等教育经费与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比例也从20：80变为30.7:69，大学生的人均经费是中小学生的5倍，处于失衡状态。与美、日两个发达国家相比，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结构都有大可改进的余地。而改进高等教育经费负担、结构方面的合理性又将关系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