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对“五四”时期书院研究的再考察，探索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背景下，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民族化发展的关系问题。 “五四”时期的书院研究，是在中国的书院制度消亡后短短的一二十年内，而且是在反传统、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出现的。这本身就极富历史意义，它事实上是对本世纪初中国大学发展的反省，说明文化的更新与改造不能脱离民族文化本身。从模仿、抄袭国外大学体制到强调教育、教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从湖南自修大学到20年代起大学内研究机构的建立，都不仅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出一种民族化的趋向。“五四”前后书院精神的重提，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中国大学改革的民族化方向，从当时及以后的发展来看，不仅影响着大学的正规化建制，而且导致大学非正规化的发展倾向。前者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毛泽东为代表。正是通过他们的研究与实践，书院精神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西方文化席卷而来。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主动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这不仅动摇了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而且给文化、教育的变革带来了新的时代气象。从清末“新教育”运动到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确立，中西文化在冲突、碰撞中使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了很大改观。如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对西方学校制度的模仿与抄袭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变革的基础，各级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已分门别类、初具规模，在教学上已普遍采用班级授课制等等。在大学中重视各科讲义、限年毕业，以及文理综合或分科设立的改革，使中国的大学在体制上迈入了现代大学的行列。 然而，文化教育的变革绝非朝夕之功。由于对西方文化了解的肤浅以及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层的反思，加之“五四”时期学校教育体制的改革只是对德、日学制的形式模仿，它的不足与破绽已日见显露。这促使“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倡导者们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探索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新的出路与方向。 当时的教育改革家们认为，抄袭、模仿外国教育而全盘否定传统教育，不是中国教育的出路。教育的创新既要吸收各国教育的长处，也要重新估定传统教育的价值。他们一方面反对一切以西洋输入为准，指出取法西洋并非是事事要模仿抄袭西洋，而是要学习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精神。陈独秀将这种真精神描述为“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应当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新旧教育的关系，不能一味以破坏和完全抛弃旧教育为准。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进行整理与再评价。由此，人们开始回顾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史，检讨现代学校教育的成败得失，重新制定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重点以及学科、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书院的研究成了当时教育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清末书院制度的废除并不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于学校制度与书院制度各自的优劣也未经仔细的分析研究。但在新的学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对新旧教育制度的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他们发现，虽然书院为学校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书院与学校既各有其不足，又各有其所长。而从现实状况来看，现有的学校教育确有不及旧时书院的地方。书院的教育精神与方法，如提倡私人办学、讲学自由，学习以学生自修研究为主、教师讲学指导为辅，以学术研究、深究学理为目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等等，都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有着积极的启示。胡适甚至把宋至明清的书院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相提并论，他痛心地认为，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②。书院的精神不仅与他们所推崇的西方文教的真精神有着契合之处，而且也与他们所主张的重视个性发展、自由研究的改革理想相吻合，故而书院研究便成了“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教育冲突的背景下探索中国现代大学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二 1920年，蒋百里在与张东荪讨论中国公学之事的信中，曾建议：“中国公学如要扩充，早稻、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③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学制是抄袭日本的产物，那么蒋百里为什么要反对以标榜思想自由的日本著名私立大学为榜样来办理私立中国公学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自甲午战争结束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的私立大学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顺应潮流的变质过程，在与企业界的紧密联系中向官立大学靠拢，逐渐成为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的就业准备机关。④蒋百里正是鉴于此，针对当时教育行政官吏化的倾向，才提出要向中国古代著名书院学习的，以期强调学问脱离国家政治制度的约束，实现教学独立、讲学自由的目的。梁启超也在1921年3月的《改造》3卷第7期上发表《自由讲座制之教育》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学校教育趋于国家制度的弊病，主张“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变通之”，在大学中设“自由讲座”，提倡学术独立。 如果说以上诸人主要是从政治上批判当时的教育状况，重提古代书院精神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则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书院精神作了阐发。 蔡元培早年中过进士，做过翰林；自1898年因不满清廷腐败，决意离京投身教育后，便创办或就职过一些新学堂，对新式学校颇为了解⑤；同时，他还担任过他的故乡绍兴附近嵊县的剡山、二戴两书院之长，熟悉书院教育的情况⑥；其后又多次游历日本及德、法等欧洲国家。这使他对中西文化教育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形成了中西融合的教育改革思想。蔡元培在大学办学思想上非常注重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进而创造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学风；二是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努力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对于学生，他在1917年1月9日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又谓：“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以后也一再提及。至于教师，则要求以学诣为主，他说：“我的观察，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起，一面研究高深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