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教渐入中土，早在明季及清初就荡起过微澜，这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汤若望、张诚等耶稣会神甫在宫廷内外并非拘囿于布道的活动。然而天国的福音哄然喧腾于九州，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形。西教紧随坚船利炮的肆虐呼啸而来，却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掳掠侵蚀之外，形成一股汹汹的潜流，在中国近代新旧更替的进程中急遽拓展自己的领地，甚乃牵制着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的错落起伏。 天主教修会将视线投向社会基层，遥至惟有鸡犬相闻的僻壤穷乡，沐化着耕织碌碌的匹夫匹妇们；基督教（新教）的各个差会则另辟城邑为据点，倚重教育和文化手段，期待哺育起领导国家的新型上层人员，于是率先创办起新式学堂与其它近代文教机构，其中教会大学的影响和特色格外令人嘱目。摭拾教会大学及其相关旧事，今人不独能从一个角度勘窥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特有轨辙，也或可品得些许社会递嬗的因由。 一 中国从中古蒙昧主义走出，塑造自己的近代面貌与品格，缘起于西学东渐自不待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舶来品的西学如何植入中土，生成怎样的物种及果实？ 西学诚然包摄欧美近世所有的精神与物质文明，但这一完整而有机的体系在向泰西寻求救国良方的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却有一个认知逐步放大和深化的过程，从显而易见的枪炮铁甲、器械制造到文教与政法制度，再到形而上的文化心理结构，西学范式的迭次代谢概为国势的残破日剧所启动。对秉承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自大又虚荣的士大夫来说，新生命诞生的欢悦总被灵魂的撕裂所掩煞。西学西用变为西学中用总是跳不出橘逾淮成枳的误区，看来文化的嫁接仅靠补苴罅漏的技术功夫难能作成。“中体西用”的洋务举措终以甲午惨败而式微，留给人们一条带血的警示。 远来的洋人似乎多一份置身庐山之外的清朗，以每每于中国政治不甘寂寞的传教士为代表，几度纷扬起由时局震荡而触发的议论，有些颇能切中肯綮。传教士们大都认为中西冲突从本质上可归结为民族文化气质上的判若天渊，那么单单摄取西学中的外在物质手段，便如花之安1888年在《自西徂东》一书“自序”中所称：“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其益耳。”上帝使者的特定身份和思维，使他们把中国仿效西方的一次次变革之所以走样与搁浅的根由，进一步归诸以儒学为主体。包容民间迷信的多神偶像崇拜的异端价值体系与基督精神的悖逆。花之安在1893年第一届“中国教育会”上明确地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无论在宗教、道德、组织和技术各方面都是不能相容的。”①那么只有接受基督文明才是中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唯一途径。李提摩太曾写道： 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宗教基础上进行。 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只有耶 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② 由此说来，林乐知、花之安、李佳白诸辈鼓吹的“孔子加耶稣”公式，虽不否认含有欣羡中国文化某些内容的成份，其要旨还在假儒学为护符，变洋教为土教，起到如洪秀全所谓“上帝原本是老亲”的妙用，以便于为中国人接受，最终服务于“为基督征服世界”的“精神战争”。以后的天主教“中国化”运动、基督教“本色”运动，都是这一意图的展开。 在传教士那里，西教成了西学的精神归旨。姑置信仰的偏见勿论，其中确有合理的因素。纵使西教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里长期充当了桎梏思想、维护专制的工具，但是十六世纪闪烁着人文主义光辉的宗教改革与此前的文艺复兴和稍后的启蒙思潮共同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人之心灵发挥着无与伦比支配力的宗教信仰的改变，自然也根本地改变了人们的世俗行为。即令在经贸活动领域，如马克斯·韦伯等识者所指出的，加尔文宗的教义在资本主义发韧之初，曾经作为工商业者的精神力量促使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新教如此，旧教自身也发生着适应时势的若干调整与变异。《圣经》中蕴藏的朴素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的质料得到了近代阐释，使得基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与近世生活相吻合、相携进。 二 宗教的彼岸世界起源于人类生活，又以对世俗的超越具有普遍适应性，那么宗教的传播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不同区域的种族由于生存状况的差别形成了各自的信仰，宗教教义之间的抵牾又阻滞着彼此的渗透。中国社会之缺乏独尊贯一的宗教为历史上佛教、伊斯兰教的楔入提供了隙地，但在农耕时代高度成熟的华夏文明凭依自身强大的免疫力又变异同化了各种外来的神道与文化。可这次逐波登岸的西教的背后却是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及其社会体系，远非唐虞盛世所能包容或比拟，恰如憬然于夷情夷事的李鸿章在一奏折中所云：“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③尽管如此，凭据坚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西教乃至整个西洋文明进行了屡败屡战的顽韧抗争。殊因西教挟兵锋渗进，倚特权和威势播布，益发导致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愤怒。虽然救灾义赈唤来过成批饥肠辘辘的吃教者，拜上帝会的弟兄们也一度把天堂的预言化作反抗世间不公的呐喊，可《新约》、《旧约》里的教谕究竟与农人匠人们久已惯之的宗法观念格格不入，而与福音相携而至的廉价商品又残酷地支离着自然经济下仅能活命的小生产方式，身心俱焚的劳苦大众本能地成为毁洋器、杀洋人、反洋教的基本力量，大大小小烙着朴素民族主义印记的教案终于叠积成触目惊心的庚子之变。对照下层社会，士宦阶层除了对西洋物事搅乱既有秩序的恐惧外，还潜伏着一种深层的忧患：祖宗传下的文化的沦丧势必招来亡国亡种之虞。冥顽锢闭的守旧派自不足与论，就是那些趋时弄潮的人也难做到对西教的靡然扩散处之泰然。以师法西艺标榜，对传教相对宽容的曾国藩、张之洞、郑观应之辈，坚持把周孔道统作为自强的前提和原则；就是与传教士过从甚密、并曾共谋政事的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莫不牢牢恪守中国精神文明优越的信念；而早岁皈依基督的孙中山，后来也把中国“固有道德文化”作为民族“心理建设”的本位。然而，面对列强咄咄逼迫的严酷现实，强烈的救亡意识驱使他们先后追求西学，理智暂且克服了情感。正是这种迫切需要，为大都没受过高等教育、缺乏专业学术训练的传教士们提供了施展解数的契机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