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我国高教史研究的现状和走势

      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视角、多侧面地开展综合性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国如火如荼的高教改革实践要求人们进一步加强高教史的研究。在此，笔者拟粗浅地分析一下我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发展出路，以及高教史对当前高教改革与发展的若干启示。

      一、高等教育史的研究现状

      高等教育科学自“1983年在我国被确定为一门学科”以来，已成为教育科学研究中最为活跃、最富生机的领域之一。①自潘懋元教授1984年主编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迄今，已出版高等教育学专著多部。②1992年12月，高教理论界召开了“全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次年10月，又正式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10年来许多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科学的一门重要分支。高等教育史也相应地得到较大的发展，并于1994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全国首届“高等教育史学术研讨会”。继蔡克勇研究员编著了《高等教育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以后，熊明安教授于1984年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规律的学术专著《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一些专家也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高教史著作。仅笔者所知近年来就有这样几部新著出版：董宝良先生撰著的《中国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高奇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曲士培教授的《台湾高等教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郑登支、余立先生分别编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和下册（均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潘懋元教授和刘海峰教授编纂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朱有、高时良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地方性的高教史资料集、大学校史（志、大事记、校史资料）、大学校长传记的出版。一些高等教育专题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了成果，其中尤以科举考试史、书院制度史、中国教会大学史、中国留学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多。其间还召开过三次“高校校史研讨会”和五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1980年创办的《教育史研究》季刊以及一些高教研究期刊的“高教史研究”专栏，也汇集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高教史资料。

      我国高教史的研究确给人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惊喜。不过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也还不尽一致。

      其一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界定问题。有人以“大学”之名的出现为标志，认为始于夏、商朝；有人以稷下学宫的繁盛及孔子的私学为依据，认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人以“太学”机构的建立和教学方法的详备为依据，认为始于西周；有人以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性质为标志，认为始于东汉的“鸿都门学”；有人以“国子监”的出现和办学规模的庞大为源头，认为始于明朝；有人从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出发，认为应从书院算起；有人认为真正可称之为“高等教育”的历史，只能是近代引进西方高等教育后才开始的。在厦门会议上，与会代表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轫，是以洋务学堂的兴办为标志的，即是建立在初等和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专门教育，产生并发展于19世纪60年代，以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为上限。因此，本文中的“高等教育”即特指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

      其二是清末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问题。就目前国内高教史学界来说，大致有三种观点。

      有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清末的高等教育“冲破中国传统高等学校的模式，创办了一些新型的高等专科学校”，“基本上适应了教育近代的要求，初步奠定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基础”。③该过程起于洋务运动，兴于维新运动，完成于义和团运动之后。这是一种观点。认为清末高等教育从设立个别“新型学校”，进而建立规模较大的大学，再至系统的高等教育制度；从接受西方自然科学为教学内容，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人才；从摹仿办学形式、管理办法，到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理论，基本上适应了清末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教育近代化的要求。但是，这些学者把“中国近代第一批”科学家、海军将领、外交官、教育家，如詹天佑、邓世昌、严复等人，说成“都是洋务派所办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有些牵强附会而使其论点弱化不少，因为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归国留学生的优秀代表。④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清末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不过徒具形式而已”，实质上离真正的中国的近代化教育，即面向现实的社会生活、与代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中国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的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主张中国近代化高等教育的确立“应该以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为标志”，换言之，民国初年才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发端。⑤这种观点认为是该学制宣告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完结，完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教育改革；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教育的教育形态的诞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呈现出多元功能和开放的态势；并且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精髓，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这种划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即便它不承认在此之前成立的北洋大学等几所国人自办的高校属于“近代化大学”，它也遗漏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把本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会大学，如1901年成立的东吴大学、1905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1910年成立的金陵大学等，排除在近代化大学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