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动趋势：美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程度不等的合作下，迅速构建了一个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与此同时美国对一些国家的姿态和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南亚、中亚、中近东以及北非的许多国家或者直接、间接地卷入了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或者由于这一行动而使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受到重大影响；美俄与美欧关系经历着重要的发展或变动，地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等国也都面临"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造成的新形势、新问题。一向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某些穆斯林国家是否会在阿富汗战事的背景下愈益严重地同美国疏离？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着怎样的政治动乱因素和趋向？它们对区域和世界政治已有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是否有必要向某些特定的地区转移？美国对阿尔·凯达组织和塔利班的军事打击会遵循怎样的战略？其中包含着什么军事、政治和外交弊端或隐患？美国能否有效地维持反恐联盟？反恐和争取反恐合作同美国的地缘政治及其他外交目标的关系如何？一些同美国进行反恐合作的重要国家有怎样的政策意图和战略？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可能如何演进？中国在随"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来的国际总体形势中需要有什么样的认识、方针和对策？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对它们的思考和讨论有着显而易见的紧迫性和现实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本着把握主题、与时俱进的理念，邀请在京知名国际问题学者、专家于2001年11月3日召开“恐怖袭击后的美国和国际格局”研讨会。他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时殷弘、杨光斌、李庆四、林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欧洲研究所：沈雁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敏谦、李绍先、王在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非、宫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孟祥青；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庞中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肖兰等。与会学者放眼全球，洞察趋向，立足中国，权衡利弊，就以下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地讨论，取得了在优化判断和塑造共识方面的良好效果。 一、美阿之战的现实困境 "9·11"事件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也无疑是对美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心灵重创。美国政府自始誓言绝不放弃铲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元凶，以使其日益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有所释怀。10月7日，美国和英国联合发起了对其认定的"9·11"肇事者本·拉登及其庇护者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打击，由此"9·11"恐怖袭击引发的事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时至今日，数周的连续轰炸，使阿富汗举国上下遭到沉重的战争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火的延续，一向作为美国至关重要盟友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开始与美国呈现出疏离的态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两大“反全球化力量”突现的直接反映：其一，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和极端势力的愤怒以及颠覆和统治的欲望；其二，范围更为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特别在中近东和北非）“前现代”的下层民众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渗透、影响和支配厌倦横生，对本国“亲西方”的、腐败的专制政府极度不满，与此同时，"9·11"恐怖袭击恰恰鼓舞了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颠覆心态和冒险冲动，并且使之在一些穆斯林国家国内具备了更大的民众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力。在沙特、埃及，与原教旨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和政治交易的政府当局出于对支持美国反恐战争而引发国内动荡、乃至政权和上层阶级被颠覆的巨大恐惧，以及伊斯兰宗教情感的左右，将会给美国反恐战争造成严重的军事和外交困难，中东乃至世界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的潜因，将会使美国反恐战争遭遇厄运的可能性难以避免。 从军事战略上看，以目前美国的战争准备和阿富汗的地缘特征，美国下一步的军事棋是否会上演“伊拉克模式”或“科索沃模式”仍无定论。以一位学者的论述而言，美阿之战陷入了“困境”。首先，美国政府界定的反恐怖战争，是狭义和广义目标兼得的对外政策。这里的狭义目标是指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预防和力争杜绝他们对美国的袭击，而所谓广义的目标，则是可以紧随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副产品，同时可以通过大力主导构建全球反恐怖主义体制而获得组织国际体制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优势及附带利益。为保卫美国的本土安全，并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全面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打击，已得到全世界多数国家不同程度上的认可和道义上的支持，并认为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将是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奋斗目标；而从其具体指向而言，美国政府抓获头号恐怖主义嫌疑人本·拉登的政治誓言将很难实现，正如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其次，战争已经持续近一个月，美国仍未能取得明显战果，开战时历史空前的总统支持率从91%下降到70%，至50%，国内的反战呼声应势增强；美国两党的一致性和社会的凝聚力也随着其军事上的久攻不下而有所动摇，同时，政府内部的鹰派、鸽派对切实的军事目标也暴露出决策分歧。此外，随着斋月的临近，美国是否会继续作战？地面部队如何进入？布什和赖斯不放弃战争的言论是否会引起穆斯林世界新的反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是否仍会坐视？都是困境后有待关注的问题。而且，在后塔利班政权的组建上，美国与联合国在皮球游戏中踢来掷去，美国主张后塔利班势力由联合国解决，而安南认为阿富汗的政府应由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在战时对战后安排的考虑上，军事战略与政治外交的运筹中，美国陷入了困境。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鉴于美国对越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政府决策失误，战役失误，战术失误中痛定思痛，不会在阿富汗过于深陷，否则将会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一旦美国启用地面部队，土耳其，作为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当沙特阿拉伯、埃及与美国日渐疏离时，将会成为未来美国考虑的主要因素。 二、"9·11"引起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美国的角色 "9·11"事件后，美国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恐怖主义，凭借“看得见的”军事战线和“看不见的”反恐阵线，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的交相呼应下积极奔走，塑造反恐联盟，营造世界新秩序。提出了以对待反恐怖主义的态度划线的“鲍威尔主义”，迅速重新定位其国家大战略首要目标——赢得广义的反恐怖主义战争，据此，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也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调整虽然远非细致，但在原则上已相当明确和连贯。美国已经开始按照其国家首要目标重新定义他国对自身的价值和性质，同时反过来，也使得他国在同样大的程度上重新定义美国对他们的利益和权重。无论是开战后的英国紧跟，分歧与偏见掩盖下的俄美合作，还是美国在中东国家的积极运作都昭示了美国开始在新的平台上打造世界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力图成为国际秩序、规则竞争、权力分配的主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