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呼唤得犹如春雷般响的“国际化”口号，有人称其为是日本的“第三次开国”（注：这是因将日本近现代史上的明治维新、战后改革称作“开国”而故称。）。如今，整个日本的“国际化”热潮似乎已成余响，其实则是从理论探讨到更加的实践化。日本的“国际化”热浪及其具体的实践，究竟给日本、世界，特别是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提供了哪些可资思考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笔者对日本“国际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又局限在本人对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范围，试图把日本“国际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加以探讨。也即从宏观的角度，以日本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及其特点为线索，通过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来透视日本的“国际化”；从而，对照历史、纵横分析，阐释日本“国际化”的实质和问题，以及对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国际化”如何准确地选择和把握，从中获取若干有益的启示。拙论尚属肤浅或片面，恳请识者方家匡正。 日本“国际化”历程概略 目前，在日本“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往往把“国际化”与“近代化”、“现代化”混同起来。当然，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但“国际化”毕竟是指战后的一种新潮流。从日本说来，“国际化”既是一种思潮（观念），又是一种政策（手段）。因此，笔者拟从上述两个方面来概述其历程。 “国际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日本的“国际化”正逢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时代到来，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为日本提供了机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视、电脑、通讯卫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日新月异，由此而迎来了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时代。因此，偌大的地球也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有显著的增强，打破了国界的“经济圈”相继形成，以天然经济区为基础的“地区国家”也陆续崛起。面对世界经济的“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地处东亚一隅的日本，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就得抢占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故打出了“国际化”的旗号，从经济国际化着手，并为实现其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国际化”迈出了引人注目的步伐。 日本“国际化”进程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1)从经济领域首先开始的日本国际化。经过战后改革和获得政治独立的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10年时间出现了罕见的经济繁荣。由于经济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需要实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政策。1962年，池田勇人再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时所发表的《十二人共同宣言》中，出现了“经济国际化”一词。但是，作为正式的官方文件出现“经济国际化”一词的，则在1967年3月的《经济发展计划——对（昭和）40年代的挑战》中（注：“经济国际化”一词，最早使用于1961年11月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的“国内经济国际化”一文。），并作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贯彻实施的。2)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是从80年代才开始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这可见于1982年7月由日本政府经济企划厅编辑出版的《2000年的日本——具备国际化、高龄化、成熟化》报告书中，强调“必须以国际视野看待一切问题”[1-p85]。因此，在80年代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诸如“金融国际化”、“教育国际化”、“农业国际化”、“日元国际化”等等。这正是由于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以后，能提供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以此为基础滋生的大国意识、民族优越感，以及统治阶层力求在国际舞台争取占有一席之地，争得对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作为实现“国际化”的物质的、社会的、政治的基础。与此相应的，伴随着全球国际格局趋向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的变化以及日本商品向全世界渗透，逐渐形成了日本的“国际化”高潮。3)90年代后半期，由于日本经济不能摆脱滑坡和低迷状态，持续多年的“国际化”热潮有所减退。这除了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外，不可忽视的是究竟如何进行“国际化”确实尚须深入细致的探索。可以说，目前日本的“国际化”并没有停顿，但处于十字路口，究竟迈向何方，这不仅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 关于日本“国际化”理论研究，当首推战后美国驻日本首任大使、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的对日本“国际化”所作的内容广泛、颇有见地的论述，以及哈米尔·别夫在其所著《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一书中，对日本国际化的定义所提出的十三条标准（注：13条标准即：1.欧洲在日本的影响，2.在日外国人，3.外国在日本的投资，4.贸易政策的自由化，5.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6.日本人的外语能力，7.与外国人的交际，8.对外国文化的理解，9.在日外籍教师的地位，10.归化问题，11.日本语教育，12.提高对日本文化的理解，13.日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日本(NHK)广播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纳谷裕二、日本社会事业大学小林广教授于1989年10月在日本出版了大部著作《日本的国际化——与赖肖尔博士的对话》，这对日本“国际化”理论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在这以前，日本确实也已开始了有关“国际化”理论的研究。早在1974年成立的“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从1985年开始邀集了200余位学者，化了三年时间，完成大型的政策研究论著《90年代日本的课题》。这部论著被视为日本研究“国际化”问题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的学术界或舆论界对于“国际化”解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说法。诸如：“通过对异文化的宽容，并积极贡献于世界，从而获得外国人的亲近感和信任”[2]；“要相互容认环境、价值观、思考方法的差异，创造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能够相互信赖和理解的社会”[3]；“不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日本国内，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人们共同生存，或是说，为此目的的努力”[4]等等。所有这些均能说明：日本国内对“国际化”的解释以及实施方法分别可从对外、对内两个方面来认识和实践的。因此，中国大陆有的学者把日本的“国际化”概括为“内在的国际化”和“外在的国际化”。所谓“内在的国际化”即指面对开放的世界，日本必须克服其“岛国意识”和封闭状态，也就是要进行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内部机制的革新，作出对外部世界瞬息变化的适应性反应；所谓“外在的国际化”，即是凭藉日本现在所具有的经济实力，通过其所拥有的巨额资本，以“开发援助”等手段，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树立日本人的“形象”，亦即面对变化的世界要显示出日本人的“创造性贡献”。[5-p185] 无论是“内在的国际化”抑或“外在的国际化”，其实只是“国际化”这块铜板的正反两个方面，是合为一体的。但在日本的政界和学术界，则有人认为当前的日本国际化是要体现在“外在的国际化”方面。如日本前外务大臣、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认为：现在的国际化是日本第三次开国。但这次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前两次是被迫的，而且是以引进为主，这次则是主动的，是以“拿出去”为主要特点。这次国际化要求日本人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要由以物为中心转为以人、资本和知识为中心。也就是说，日本人将以资本的提供者和先进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的姿态活跃于世界舞台上[5-p185]。与大来佐武郎观点相似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倡导“战后政治总决算”和“国际国家”论时说：“过去，我们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对文化的‘吸收’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作的努力却很不充实”；“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6-p263]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今日本高呼“国际化”，在主流派看来则是要以“外在的国际化”为主要倾向的。
